冯金陵同志，汉族，男，现年51岁，现任通城县红十字会秘书长，通城县民间文艺家协会执行会长，通城县瑶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该同志长期致力于通城传统文化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利用各种机会，牺牲休息时间，走遍通城山山水水，收集民间歌瑶、苏区红歌、史料；长期野外考察药姑山瑶族文化遗迹；深入田间地头、乡村茅舍调查通城风俗人情；广结民间艺人，收集民间手抄唱本，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通城民间歌瑶集》，创作了通城大型民俗风情歌舞剧本《峒里人家》，专著《瑶族迁徙史》、《通城民间唱本》已大部完稿。
在通城县文化界，提起冯金陵，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他一心钟情于文化事业发展，不事张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学研究。他凭着对民间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在平凡的工作中实现了一个普通文化爱好者的人生追求和价值。
通城县古瑶学学会秘书长冯金陵正在介绍发现的疑似古瑶文字
热爱文艺创作 挑灯笔耕不止
冯金陵同志在部队时，就是一位文化爱好者，作为一个战士，业余时间写作了《士兵手册》一书，受到沈阳军区的表彰。1982年转业回通城，分配到通城县卫生局工作。80年代初期，在通城文联的一次会上，亲耳聆听作家徐迟和诗人洛文的讲演，积极投身到民间文艺收集和写作之中。1984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编剧函授班，创作了电影剧本《剧变》，受到了指导老师的赞扬，在内部刊物上进行了习作交流。1987年以后，先后创作了散文《山民》和杂文《通城个子的花三五七》等30多篇文章，在通城县内产生过一定的反响。1998年创作的网络中篇小说《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在博客网上反响强烈。2005年叙事散文《神泉》获得《玉立杯》文学创作三等奖。2013年3月创作了大型民俗风情歌舞剧本《峒里人家》，受到了通城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长期深入生活 钟情民间文化
冯金陵同志除了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外，其他时间基本上用于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上。他走村串户深入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1989年，他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住麦市镇文岭村，拜访了文岭村四组民间老艺人胡丛青老人，收集了流传于通城的长篇叙事山歌《孟姜女寻夫记》、《香山记》、《新康渡》，使频临失传的歌谣得已传承，还收集了脍炙人口的民歌《十蛊酒》。1997年作为清理农村基金会的组长，在通城老革命根据地黄袍山收集了37首红军歌谣，两份重要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文件。2003年在石南镇虎岩村驻点期间，结识了民间歌手李海泉，收集了《海棠花》、《洛阳桥》、《十把扇子》等传统民间歌谣，特别是在李海泉老人家里发现了解放前传唱的老歌本《十里亭》如获至宝，经过整理即将出版。在云溪、北港、石南等地还收集了《十月子飘》、《十二月点兵》、《麻雀者歌》、《十哭歌》等传唱至今的优秀民间歌谣。
探索药姑瑶家 开发瑶族文化
2005年，冯金陵同志偶尔读到了胡珊鹏先生写的《药姑山》一书，对书中记载的瑶族千家峒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个人又走上了探索瑶族文化的漫漫长路。为了收集资料、拍摄原始照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无数次进出药姑山，带上干粮，攀崖走壁，翻山越岭，走遍大小药姑，困了露宿山林，饿了就着山泉水啃一口干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丰硕的成果。由于他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瑶族先民耕作的成片石砌梯地、大量的石砌古墓、无数的瑶民石砌古屋，还发现了瑶民生活的水井、水渠、祭祀台、了望哨卡等等重要遗迹。特别是发现了一尊瑶族祭祀用的古神案，上面清晰地刻画了瑶族图腾崇拜的狗头图案，这一发现得到了省、市专家的认可，对研究瑶族文化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进一步收集资料，冯金陵同志自费远赴岳阳、临湘等地，拜会了郭胜斌、汪林桂、刘炎祖等瑶族文化研究专家，收获了有益的经验和资料。对通城古县志上记载的瑶族活动进行考证，经过艰辛的努力，查实了通城吴氏族谱庚陂门祖公吴六六、吴六二在通城进行平蛮护瑶的史料记录，获得了瑶族在通城活动证据链中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在通城流传的瑶族民歌8首，瑶族民间故事、传说、神话9则，对比考证了瑶族与通城语言、风俗的相同之处，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瑶族，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民族语言分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瑶族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是中国华南地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是中国最长寿的民族之一，传说瑶族为盘瓠和帝喾之女三公主的后裔。
瑶族广泛分布在亚、欧、美、澳等各大洲，民族主体在中国，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五省（区）的130多个县里，其中以广西为最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数为2796003人。瑶族名称比较复杂，有自称28种，他称近100种。有的自称为“勉”（“人”的意思），也有的自称为“布努”、“金门”、“瑙格劳”、“拉珈”、“炳多优”、“唔奈”、“藻敏”等等。过去又因其起源传说、生产方式、居住和服饰等方面的特点，而有“盘瑶”、“过山瑶”、“茶山瑶”、“红头瑶”、“花瑶”、“花蓝瑶”、“蓝靛蓝”、“白裤瑶”、“平地瑶”等30余种不同的称呼。
按照语言、习俗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瑶族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支系：操勉语的盘瑶支系，又称瑶语支系；操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瑶（包括布努瑶、白裤瑶、花蓝瑶、花瑶和部分红瑶），又称苗语支系；操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茶山瑶和那溪瑶支系，又称侗水语支系；汉语方言支系。
瑶族的先人传说，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后往湖北、湖南方向迁徙。到了秦汉时期，瑶族先民以长沙、武陵或五溪为居住中心，在汉文史料中，与其他少数民族合称“武陵蛮”、“五溪蛮”。
南北朝时期，部分瑶族被称为“莫徭”，以衡阳、零陵等郡为居住中心。《梁书·张缵传》说：“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这里的“莫徭”，指的就是瑶族。
隋唐时期，瑶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湖南大部、广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山区。所谓“南岭无山不有瑶”的俗语大体上概括了瑶民当时山居的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湖南资江中下游，以及湘、黔之间的五溪地区，仍有较多的瑶族居住。
宋代，瑶族虽然主要分布在湖南境内，但已有一定数量向两广北部深入。
元代，迫于战争的压力，瑶族不得不大量南迁，不断地深入两广腹地。到了明代，两广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区。
明末清初，部分瑶族又从两广向云贵迁徙，这时，瑶族遍及南方六省（区），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分布局面，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明中叶以后，部分瑶族由广西、云南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成为他国居民。
第二次支那战争期间，部分瑶族因受战争影响转移到泰国难民营避难，后被联合国难民署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欧美诸国 。
反抗斗争
早在东汉时期，包括瑶族先民在内的“长沙武陵蛮”曾反对汉王朝的统治。《资治通鉴》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长沙蛮反，屯益阳，零陵蛮寇长沙”。唐宋以来更多次地爆发了反抗斗争。
唐末，黄巢农民军经过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时，当地包括瑶族在内的“诸蛮”群起响应，或在乱世中据瑶山“完垒自守”，保境安民，或与农民军相呼应，互为倚仗，大败官军。
宋代，湖南桂阳、宜章、靖州等地瑶族人民不堪忍受宋王朝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民族压迫，相继起兵反抗，转战岭南，有力地打击了宋朝统治，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并对民族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
元代瑶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达四十余次之多。
明代广西地区大藤峡瑶民起义，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斗争此起彼伏，烽火绵延各地， 是瑶族古代史上规模最大、反抗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起义。
清代，瑶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接二连三，持续不断。顺治、康熙年间，广东的韶州、连阳、连南，广西的富川、恭城，湖南的兴宁，先后燃起了斗争的烈火。道光年间，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蓝正樽领导的瑶民起义，雷再浩领导的瑶民起义，以及咸丰年间李天参领导的瑶民起义，光绪年间黎水保领导的瑶民起义，都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清王朝没落和灭亡的进程。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冯云山在起义前，长期在瑶、壮杂居的广西桂平市紫荆山秘密活动，在瑶、壮人民的掩护支持下，积聚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广西大瑶山的高秀、奔腾、花炉、横冲、落田、王田等村屯半数以上瑶族群众参加“拜上帝会”，携带猎枪前往金田参加起义。罗香的龙坪村那历屯至今尚有两处地方保留“上帝坪”的称呼。从金田起义始，瑶族人民就积极投身于太平天国起义，作出很大的贡献。瑶族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随军北伐。到达南京后，还有瑶族军士三千人。瑶族战士英勇善战。如忠王李秀成的五千人卫队，在上海之役以前从未打过败战，或背对敌人逃炮，他们全部来自忠王的故乡广西，其中有很多是瑶族。瑶族女兵，攀援岩谷，如履平地，勇过于男子，南征北战，为太平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鸦片战争以后，瑶族人民积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光绪初年，法帝国主义觊觎两广和云南，频频派出传教士深入到一些瑶山，建立教堂，充当据点，勾结官府，欺压瑶族人民，并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军情。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法国派兵侵占云南麻栗坡县、马关县一些地区，强行征丁派款，实行殖民统治，又暗中偷移界碑，企图侵吞我国疆土。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瑶族人民的义愤，光绪三年（1877年），云南麻栗坡、马关地区瑶、壮、苗人民以刀、矛、弩、箭、火枪等武器，与法国侵略者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迫使法国侵略者在九年之后将猛洞一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连南瑶族人民在李观梅领导下，联合人民，捣毁了三江教堂和教会学校，表现了瑶族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瑶族人民踊跃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参与了孙中山亲自布署发起的“上思战役”、“河口战役”。广西恭城瑶族人李苍霖，早年加入同盟会，成为积极分子，参与了广西同盟会的组织与活动，柳州起义失败后，到广州寻找孙中山，后被捕牺牲。瑶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谋求民族解放，掌握民族命运，瑶族继续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1926年12月，在毛泽东亲临指导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解决苗、瑶决议案》，指出要帮助苗、瑶族人民的解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瑶族聚居的今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区，曾经是红七军的革命根据地。瑶族人民踊跃参加了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邓小平、张云逸领导成立的红七军，还组建了大部分由瑶族子弟参加的独立连。红七军主力北上后，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曾带领该师特务连留守右江，很快又扩大到三个团。他的师部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就设在今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1933年，在桂北灌阳、全州、兴安等县的瑶民，举行反对政府残暴统治的武装暴动，给桂系军阀以很大的打击。
在解放战争中，各地瑶族人民纷纷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老革命根据地，瑶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壮、汉等人民一起组织革命武装，举行万冈起义，配合东兰、凤山的起义队伍，于1947年攻下了万冈县城，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于1948年在西山成立县人民政府，组织以瑶、壮族为主的西山主力大队，主动出击，先后解放了万冈（今巴马瑶族自治县）、凤山两座县城，迎接解放军的到来。桂北自1945年成立抗日游击队后，经常活动在兴安、全州、灌阳、灵川等瑶族地区。1948年10月，队伍扩大到1300多人，成立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部就设在全州县东山瑶族地区。瑶族人民除大力支持游击队活动外，还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游击队伍，并传送情报、站岗、放哨、供应粮食、掩护伤病员等。其它地区，如十万大山、桂中、桂东、粤北、云南文山等地的瑶族群众地纷纷组织或参加游击活动。1949年冬，随着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两广、湖南，各瑶族地区的游击队配合行动，使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在宋、元、明、清时代，广西西部和云南的瑶族地区都曾受土司制度的统治。清朝曾在瑶族聚居地区设置“瑶长”、“瑶练”等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设立相当于县、区一级的“化瑶局”、“安化局”和“设治局”。后来又改设区、乡、村，建立保甲制度。除此之外，在一些瑶族聚居区还残留若干带有原始特点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有“巴引”、“油锅”、“瑶老制”和“石牌制”等等。
“巴引”组织是广西金秀茶山瑶的一种血缘组织，意为“血缘亲族”或“血缘家族”。其规模不大，一般以三、五户为多，十户以上的极少见。
每个村有多个“巴引”组织。“巴引”组织大都共同占有山林、山场和河流，供大家狩猎、捕鱼和耕种。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在生产、生活方面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尤其是在处理丧事和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发生械斗时，“巴引”各户成员定会鼎力相助，绝不袖手旁观。
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民国政府在大瑶山实行保甲制度， “巴引”组织开始走向松散。新中国成立后，巴引组织很快瓦解了。但巴引组织的一些优秀传统，如扶危帮困，互助合作等精神，在瑶族中还广泛存在 。
油锅组织
“油锅”组织，瑶语称“委腰”，是广西南丹县白裤瑶的一种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同姓父系宗族组织，由同一锅吃饭的，即同一祖宗的父系大家族组成，大家互相帮助，共御外敌，以免本族人被排挤破灭，或被外族歧视。也有少数“油锅”经过全体成员商定同意之后，才吸收极个别外姓人加入。
每个“油锅”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都有自己的疆界和领域，最小的由三户组成，最大的有十五六户。姓氏大的可以分为多个“油锅”。“油锅”与“油锅”相互平等，没有特权。每个“油锅”都有一个男性长者为头人，有集体的田和地。“油锅”有不成文的传统规约，内部成员不得婚配，也不能与其他民族通婚，要齐心团结，自觉服从头人的指挥。
瑶老制
“瑶老制”是瑶族固有的一种带有原始民主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酋长制度。“瑶老”是一种总称，在各地分别有“庙老”、“寨老”、“村老”、“目老”、“社老”等不同称呼。不同称呼的瑶老制，其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在称为“庙老”、“寨老”的地区，每个村寨都有一个瑶老，瑶老一般由神判决定，而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负责选项择农时，调解各家族、各家庭纠纷，主持全村性的宗教祭祀活动和组织领导村人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平时参加劳动，无偿为公众办事，不享有特权。在这类地区，一个村寨内通常居住多个不同姓氏的血缘家族公社，每个家族公社各有其头人，村寨土地归个体家庭私有、家族公社公有，或村寨公有。在称为“村老”、“目老”的地区，瑶老一般由选举行产生，有两个或三个。“村老”、“目老”组织村社生产生活、主持宗教祭祀、指挥作战，无偿为村社成员服务，不称职的随时都有可能被罢免。土地一般属于村社公有，分给个体家庭耕种。个体家庭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新中国成立前，广东连南县的八排瑶还存在着一套比较系统的“瑶老制”。瑶老有“天长公”、“头目公”、“先生公”、“烧香公”、“掌庙公”、“放水公”、“户长公”。天长公是这一瑶排的最高首领，由各姓、各房的老人通过民主选举出任，一年一换，一个人一生只能担任一次，主要负责调解纠纷、处理盗窃事务和对外作战时的指挥。头目公两年一换，是天长公的副手，协同先生公负责选择农事活动日期，并在排内高声通知大家。烧香公和掌庙公负责宗教活动。放水公负责掌管灌溉和食用水道的分派。户长公负责催收赋税。每排（村寨）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公共大庙和共同的宗教活动。各排平时各自为政，遇有外敌入侵，可以召开各排“瑶老”联席会议，商议共同行动。所有这些瑶老，一般都不脱离生产，但每年需由每户凑一、二斤米给他们作报酬。这种瑶老制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农村公社组织。
石牌制
广西金秀大瑶山和贵州荔波等地的瑶族山区，还存在“石牌制”政治组织形式。
所谓石牌制，即是把一些经过大家共同议定维护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原则，订成若干具体条规，然后将条文刻于石牌上，立于公众集会的场所，要求全体寨民共同遵守的习惯法，又叫石牌律（法）。后来还出现将石牌条文写于木牌上或纸上的，分别称为木板石牌和纸石牌。
金秀大瑶山的一个小石牌，由一至数个村寨组成；数个小石牌联合而成“大石牌”，最大的是1911年形成的是由“三十六瑶七十二村”组成的“总石牌”。执行“石牌律”的人叫“石牌头人”，也有大小之分。
石牌头人既非宗教领袖，亦非生产头人，而是在保护生产、调解纠纷、防止偷盗、制止坏人骚扰和防御土匪等方面发挥作用。
石牌组织的重要活动是“会石牌”，即召开石牌会议。如有违犯石牌律，石牌头人有权对违犯者实行罚款、罚酒肉、鞭打，甚至处死，故过去金秀大瑶山有“石牌大过天”的说法。对外发生械斗或有土匪入侵时，他就负有指挥“石牌丁”进行战斗的权力。后来，石牌又往往兼任民国政府的乡长、村长、甲长。
石牌头人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办事必须公道，合乎“石牌律”。如办事不公，失去群众的信任，甚至其本人严重犯法，引起公愤，也会被罢免，甚至被逮捕或处死。到1933年前后，大部分石牌组织都被取消了，只有小部分石牌组织一直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
文化信仰
瑶族人民的信仰属于多神崇拜。过去，瑶族认为万物有灵，对自然虔诚膜拜，祭礼寨神、家神、水神、风神、雨神、雷神、树神、山神等，每逢年节都要上香。对生产中的每一个过程，诸如狩猎、砍山、采集、耕地、播种、插秧、收割、建谷仓、吃新米等等，都要请师公占卦选吉日，举行祭祀。盘瑶和山子瑶主要在山岭上耕作，他们认为山都由山神掌管，必须敬奉山神才有收获，故在围猎野猪、山羊、黄猄等糟踏农作物的野兽时，先由师公或道公喃神，祈求山神保佑他们猎得野兽，以保护农作物，获得猎物后，必须先用兽头祭过山神，而后方能分配。
在瑶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图腾崇拜。盘瑶、山子瑶、坳瑶崇拜盘瓠图腾，禁吃狗肉；广西南丹大瑶寨瑶族“母猴妈妈”的故事流行了千百年，从中可以看出瑶族存在着图腾崇拜。盘瑶、山子瑶、坳瑶不仅相信盘瓠是他们的祖先，繁衍出十二姓瑶人，还认为在十二姓瑶人迁徙的渡海途中遭遇大风巨浪而得以幸免于难，是祖先盘瓠保佑的结果。因此他们都要世代相继地在一定时间进行“还愿”——跳盘王，歌颂始祖的功迹，激励人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并祈求始祖保佑人丁兴旺。
古代时候，瑶族认为人死后有三个鬼魂：一个在墓葬地里，一个在家里，一个在扬州十八洞。因为敬畏鬼魂，崇拜鬼神，所以瑶族对死的处理很讲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葬礼葬法。瑶族的祖先崇拜是伴随着鬼魂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始祖和一些氏族部落首领死后成为人们共同崇拜的祖先神。跳盘王和清明扫墓是瑶族祖先崇拜的典型表现。
盘瑶、蓝靛瑶和部分茶山瑶青年成年时，必须举行一次“度戒”仪式，其意义与成丁礼相同。举行仪式时，据说要翻云台（从一丈多高的台上向后倒下），上刀山（赤脚爬上插有利刀的梯子），过火海（赤脚走过炭火通红的火塘）等节目，历尽艰苦考验。只有经过度戒，才能结婚成家，和具有参加社会活动或进一步接受道公、师公传授法术的权利，并相信死后可以升天做官。其它支系瑶族大多只有以下两种人需要度戒，一是师公，二是道公，前者驱邪赶鬼，后者超度亡魂。无论哪里的度戒，都要招待大批客人，欢宴数餐，有的仅猪肉就要耗费上千斤。现在各地的度戒仪式一般都比以前有所简化，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已大为减少。一些坏的习俗已被革除，好的习俗则被保留下来，并赋予新的内容，促进人们的生产，丰富群众的生活。度戒仪式中一些内容，如上刀山、过火海等，已经成为一些瑶族地区民族风情旅游表演的保留节目。
宋、元以来，道教、佛教相继传入瑶族地区。清代道教在瑶族地区广泛传播。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进入瑶区，在一些山区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因此，在广西十万大山、永福和金秀等地瑶族中也有部分群众信仰天主教。
服饰
瑶族男女，喜蓄长发。古籍中就有瑶人男女蓄发，盘结头顶，名为“椎髻”的记载。据汉文史籍所述，早在《后汉书》中就有瑶族的先人“好五色衣服”的记载。以后的史籍也载有瑶族人民“椎发跣足，衣斑斓布”。
但有相当一部分过山瑶妇女，过去则剃尽发蒂，戴上黄腊制成的角帽，用布帕遮盖。妇女的头部装饰十分讲究，异彩多姿，有的戴竹箭，有的竖顶板，有的戴尖帽，有的用精美鲜艳刺绣而成的“帕铳”遮盖。
广西金秀大瑶山茶山瑶妇女戴有三条弧形大银钗，两头上翘，重量达一市斤左右。
坳瑶妇女喜欢戴用崭新雪白的嫩竹壳折制而成的梯形状竹壳帽，帽四周插上5支银质发簪，两侧各绕上一条银光闪闪的链条。红头瑶是云南瑶族中服饰甚为华丽的一支，男孩和女孩均戴布制的圆形平顶花帽。金平县马鞍底乡一带的红头瑶妇女剃去全部头发，用红布盘成重达两三公斤的大包头，故又被称为“大红布包头瑶”。
桂北、粤北及云南等地一部分瑶族妇女过去还戴一种支架高耸、上蒙黑布、下垂红色缨络的帽子，具有独特的风格。
男性
广东省连南部分瑶族男子蓄发盘髻，包以红布，并插有几支野雉毛，十分英武壮观。
男性服装
到近代，瑶族服装样式也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男子上衣有对襟及左大襟两种，一般均束腰带。裤子长短不一，有的长及脚面，有的却短至膝盖，大都以蓝、黑色为主。
广西南丹县大瑶寨男子却穿裤脚及膝的白色灯笼裤，故被称为“白裤瑶”。这种白色灯笼裤侧面有五公分宽的红边，上绣四条交叉的黑白线，构成六条花纹，再在花纹上绣五条红色直线，形成红白鲜明对比，特别醒目。男子穿这种大裤裆的裤子，便于爬山越岭，短而紧腿的裤管，便于狩猎。
广西田林县木柄瑶男子左衽短衣，白布带束腰，下穿长裤，裤角镶白边，外围百褶裙，小腿扎绑带。
广东连南八排瑶男子盛装时，下着黑色红边花裙。
女性
瑶族妇女服装，各地也不一样。有的上穿无领短衣，以带系腰，下着长短不等的裙子；有的着长可及膝的对襟上衣，腰束长带，下穿长裤或短裙。有的在衣领、衣袖与长裤裤脚上还绣有各种美丽的彩色图案。
盘瑶各支系妇女上衣为对开襟，有长有短，以带系腰。布努瑶妇女基本形式上是上衣下裙，但因与汉、壮族杂居，有的地方已改穿长裤，个别地方仍穿长衫。南丹白裤瑶妇女有夏装与冬装，冬衣为右衽短衣，夏衣别致独特，胸前为一块黑白土布，背后是一块白底蜡染布，上绣回形纹、正字纹、卐字纹等几何纹饰的方形图案，胸前背后两块布不缝合，只用布带系紧。瑶族各支系服饰色彩尚青，惟独广西龙胜红瑶妇女尚红。红瑶妇女上衣为玫瑰红交领无扣短衫，以鲜红色彩带束身，衣脚左右开衩，袖长及腕。不少瑶族妇女除上衣饰有银牌外，还戴银手镯及耳环、项圈等。当代的瑶族人民，多数喜着易于穿戴洗涤的现代服饰。
鞋履
古代瑶族男女老少皆跣足不履。清道光《庆远府志》记庆远府瑶人事说：“瑶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皱厚，行于棱石丛棘中，一无所损。”近代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始穿草鞋。新中国成立前后，部分生活较富裕的男性和妇女穿厚底翘头的龙头鞋和青布做的布鞋。
20世纪60-70年代中青年人逐渐穿胶鞋，如广西金秀大瑶山的瑶族人民喜穿适于翻山越岭、经久耐磨的解放鞋。时至今日，穿鞋的人日益增多，打赤脚的现象越来越少，各色各样的皮鞋和运动鞋为瑶族年轻人所喜爱 。
饮食
瑶族以玉米、稻米为主食。 岭南四季温暖，适宜蔬菜生长，园圃冬夏常青，人们终年都可以吃到鲜嫩的蔬菜有芥菜、白菜、萝卜、辣椒、茄子等；瓜豆类有南瓜、黄瓜、冬瓜、豆角、黄豆、饭豆等；肉类主要有猪肉、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等；油类有猪油、花生油、茶油、火麻油、向日葵籽油等。桂北地区的一部分瑶族盛行“打油菜”，即以油炒泡开的茶叶后煎成浓汤，再加食盐调味，然后用以冲泡炒米花及炒黄豆等物，具有特殊的风味，有的以此代替午餐。吃“肉山”是广西金秀瑶族为小孩做“三朝”时招待客人的特有吃法。肉山一般由九层菜肴组成，底层由竹笋、香菇、青菜、猪肠、猪肉等组成；第二、四层是瘦肉、猪肝、猪肚等，每块都大如巴掌；第三、五层是肥肉片；最上层则用一块重约两斤的肥肉覆顶。整座“肉山”重达20多斤，装在一个大簸箕里，客人围“肉山”而坐，各取所需。
大部分瑶族有忌食狗肉的习惯，即使煮食，也必须在屋外进行 。
建筑
瑶族是个山居民族，其村落大多位于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密林中，一般建在山顶、半山腰和山脚溪畔。
新中国成立之前，边远山区瑶族大部分住竹舍、木屋和茅屋，相当一部分还住“人字棚”，只有很少部分住砖瓦屋。
瑶族房屋建筑主要有四种形式：横宽式、杆栏式、曲线长廊式和直线长廊式。广西金秀大瑶山坳瑶的传统房屋富有特色，房屋正门有阴阳二门，平时只开阳门，供人出入，阴门紧闭。遇有丧事和家内祭祀时，阴门方打开，供出殡和亡魂进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人民越来越多地建造砖瓦结构房屋，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楼房也不少。2001年，金秀瑶族自治县罗香乡罗运自然村（坳瑶村）修通公路后，两年之间，几乎全村旧屋都换成了新房，很多房屋设计之精良，装修之豪华，甚至可与都市别墅相媲美。
语言
瑶族有60%以上的人所操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他们自称为“勉”（或优勉、标敏、标曼、澡勉、交公勉）或“门”（金门、甘迪门）。有三分之一瑶族说的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他们自称“布努”、“努努”、“布诺”、“东诺”、“瑙格劳”、“努茂”、“炯奈”、“优诺”等）。自称“拉珈”等少数瑶族说的话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此外，还有一些人只讲汉语。由于长期与汉、壮等民族大杂居和频繁接触，所以各地瑶族一般都兼通汉语，部分人还兼通相邻少数民族和瑶族其他支系的语言。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上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瑶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刻木记事”，叫做“木契”，或 “打木格”。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南丹县大瑶寨和大瑶山（现金秀瑶族自治县）还使用过“刻竹记事”。广西西部一些地区的瑶族用小石子、黄豆粒、玉米粒，“以物记事”。瑶族社会普遍采用做标志的办法来传递信息，叫做“打标记事”。瑶族使用汉字刻碑文、记录歌词和抄写经书的时间比较早，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至今还保留有明代的手抄歌本和经书。
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瑶族有自己的文字，即瑶族师公、道公、民间歌手在学习并熟练地使用汉文后，在抄录民族典籍时，仿造一些字与汉字并用或者以汉字为基础仿造一些文字，通过对汉字进行增减或者重新组合的办法，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用以记录自己的语言。这种文字被称为古瑶文，其字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汉语借词，即汉语音义与瑶语音义相同或相似的，多直接采用汉字的音形意；二是借用汉字字义而读瑶音，这一类字占多数；三是借用汉字读音而表瑶字字义；四是借用两个汉字或者汉字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这些古瑶文，主要是道公、师公、民间歌手在用汉字抄录经书和歌书等民族典籍时搀杂使用，以弥补不足。道公、师公、民间歌手是古瑶文的创制者和传播者。
1982年7月，北京部分瑶族学者联合有关单位，初步设计了一套以勉语为基础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的《瑶文方案》（草案）。这种文字由30个声母、130个韵母、8个声调组成，先在两广部分地区展开试验推广。1984年，又结合旅美的美籍瑶族华人约瑟·候博士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中美瑶文方案的统一。
2016年，湖北通城古瑶学学会秘书长冯金陵发现疑似古瑶文字520多个，这一疑似古瑶文字的发现将彻底改写瑶族史，瑶族早期历史将重新认识和研究，古瑶文化研究将以通城为中心开始进入新时代。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它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国家、城市、商业、文字、宗教、冶炼金属等等，都是人类开始具有文明的标志，其中，文字则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标志，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可以说有了文字才开始的，因此，文字是人类的文明之光。
文字的起源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从学术上看也有特殊的重要性。美国学者摩尔根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书中，提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这个说法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肯定。因此，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直接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何时开端这样的重大课题。
古书里面有不少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记载。《周易》的《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有小事就在绳上结小结。这种方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曾使用。西藏的僜人邀集宴会，向亲友送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在几天后举行。有的少数民族的结绳比较复杂，也用绳结的大小来区别所代表的不同事物。古人的结绳，和少数民族用过的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后来才被“书契”即文字代替了。
关于文字出现的时代，最流行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一传说见于《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等书，可见在战国晚期已经广泛流传。《尚书正义》引战国时的慎子说仓颉在疱牺氏之前，但多数文献都讲他是黄帝的史官。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在一起，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ㄨ，万品以察。”此后，黄帝时仓颉根据鸟兽足迹造字的故事愈传愈广，直到近代。黄帝的时代，按文献记载估计，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
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文字分为自源的和借源的两大类。所谓自源文字，是指从文字产生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文字，在文字的形状和体系上是自己独创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如：汉字，亚洲西部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这些自源文字中，只有汉字福寿绵长，至今健在，其余的都已死亡，或者只是后裔留存。借源文字是指借用或参照其他文字形体或系统而建立的文字，如日文是借源于汉字，英文、法文等都借源于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又借源于古埃及文。
早先，在国际考古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有些汉学家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甚至有人认为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这些看法，当然是非常无知而可笑的。根据近百年来，特别是近30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完全可以推翻这一类说法。所以荷兰著名的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在上世纪50年代初便已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文明可能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墨西哥、秘鲁）。
既然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所以，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绝无问题的。至于它的楔形文字有所相似，与其说是亲缘关系，不如说是体现了人类文字起源的共同特征。
我们在研究瑶族史时，以往的错觉一直以为瑶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瑶族历史只是口口相传，瑶族历史的体现，主要在《盘王大歌》等歌谣中和汉人书生为其所作的《评皇券牒》《过山榜》等瑶族生存凭照上，这一观点统治在瑶学界近百十年，今天，湖北通城疑似古瑶文字的发现，将彻底打破“瑶人没有文字”的错误观念，将彻底改写瑶族史，将重新研究瑶族早期历史，将重新认识通城在古瑶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古瑶文化研究将以通城为中心开启新时代。
通城疑似古瑶文字当然还要经过古文字学家的论证，据我们初步判断，古瑶文字不是自源文字，而是结合了古汉字和部分道教符号所组成，应该是借源文字。瑶族历史上在早期的族际和社会交往中，与汉族是亲戚关系（盘王娶汉族三公主是驸马），与楚国古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瑶族充分接触了楚巫文化和道教文化，承载文字的人，汉族称为“道师”，瑶族称为“师公”，其传扬文字应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瑶族“师公”是最有可能接受和消化古汉字，并且辅以道教符号或巫符的特点，创造本民族的文字。
古代原始部落的知识和文字主要掌握在会巫术的祭师手里，有的祭师也身兼部落酋长，中国古代社会称这样的人为巫祝。其中，统率南方民族部落联盟的南方之神祝融即有通天绝地的本领，是南方最大巫祝，古三苗、瑶、畲、黎等部族都在祝融的领导之下，祝融是火神之职，第一任祝融是重黎，重黎死后由其弟吴回继任。祝融曾受尧帝的指示，殛禹之父鲧于崇山，禹建立夏朝大业，为报殛父之仇，将祝融重黎杀死，并将祝融吴回从天岳幕阜驱至南岳衡山，其部落联盟有一支是黎部落，追随祝融吴回从天岳幕阜到衡山，祝融吴回在南岳衡山死，黎部落又流入海南岛。现今南岳衡山还存有祝融峰，其祝融传说甚多。流入海南岛的黎部落，至今还有一支称为“美孚”黎族，“美孚”即幕阜山之“幕阜”之变音，实乃一音之转。另外，海南黎族都姓“符”，“符”即是古代巫祝的“画符”和“符水”的“符”。从而也可说明黎族继承了大部分祝融的巫符神术。
这是在幕阜山上发现的祝融图案
瑶族是一个古老的跨国民族，国内瑶族现今居住在湘、粤、桂交界的五岭山脉及以南。在瑶族古老的传说中，其祖先曾经住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叫做“千家峒”的地方，过着桃花源般的幸福生活。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瑶族分批次不断南迁，被誉为“东方吉普赛人”。随着历史和年代的变迁，瑶族逐步遗忘了“千家峒”的具体方位，在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断找寻下，终于在湘鄂交界的“龙窖山”有了着落……
在以往的史籍中，瑶族在国内的分布主要是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湖北瑶人的记载渺若晨星，其主要原因是瑶族居住在偏僻的湘鄂“龙窖山”一偶，鲜为人知。实际上在“龙窖山”下的通城这块土地上，瑶族的活动很频繁，史载和民间记述很多。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解放前的史籍上有记载湖北瑶人的，因时过境迁，现已无法找到确切的湖北瑶人。
《广西恭城瑶族史籍资料》对湖北瑶人有详细记载：
民国二十六年（1937）恭城县志《瑶壮风俗》篇记载了湖北瑶人。“恭城之蛮族有二，一曰瑶，本盘匏之后，相传种类有七。曰背髻，曰蝶版，曰高山，曰平地，曰胡（湖）北，曰大梁，曰抚贼。”
广西恭城县瑶学会莫纪德会长在多瑶史考察中，证实“胡北”是湖北的误记，恭城在1937年以前，有恭城瑶人自称祖先来自湖北。
1993年出版的《瑶族史》，原中南民族大学吴永章教授提及龙窖山和通城住有瑶族，在讲述宋代瑶族的章节时，他说：“可见，宋瑶在最北已及两湖交接处的洞庭湖北部地区。”洞庭湖北部两湖交接处即指通城，通城是湖北最南端，这一点已明确指出通城有瑶人。
范致明写的《岳阳风土记》中有明确记载。
北宋宣德郎谪岳州商税范致明在其所著的《岳阳风土记》中记有：“龙窖山在县东南，接鄂州崇阳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城，市邑亦无贡赋，盖山徭人也。”此时、崇阳与通城时合时分，范致明所记崇阳也含通城。
发现湖南江永瑶族“千家峒”和“女书”的武汉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瑶学专家宫哲兵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一书中，即已指出瑶族先民“长沙蛮”的活动地域，“还包括湖北通城县一部分。”在2014年通城县“千家洞”问题座谈会上，宫哲兵教授已明确提出：湖南江永的“千家峒”比湖北通城的“千家峒”要晚些，江永“千家峒”是发祥地，而通城“千家峒”是发源地。
1672年的清康熙《通城县志》记载了瑶人：“元失其驭，四海鼎沸，苗兵往来屯驻。”因古时的苗、瑶一家，有苗即有瑶、有瑶即有苗。汉人不能辨别，记为苗族，实是瑶族。1866年的清同治《通城县志》记载瑶族更为确切：
“宋高宗绍兴初，杨幺倡乱，勾诱衡、宝、永、郴山瑶，恣肆虏掠。迨岳忠武平杨幺，而山瑶残孽窜伏大山密箐通城地界相连之龙窖山，尤为窟穴。理宗宝庆间，瑶种渐蕃，遇歉出掠，遂设千户长驻通。元降为百户，至明缺裁。”
清同治《通城县志》在撰写的过程中，结合了通城县清朝以前所修县志的记述，对龙窖山瑶族的描写是比较祥尽的，可以看出该县志记述了南宋杨幺起义队伍与龙窖山山瑶是有联系的。还进一步说明，南宋时期，通城驻有治理瑶袭的千户长，元朝降为百户长，明朝因为瑶人已经南迁，所以，千户长和百户长撤销了。
这是瑶族在通城活动最祥实的证明。同时，通城大坪乡沙口铺吴姓庚陂门廉公房珍藏的《吴氏宗谱》现存有民国十八年（1929）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两个版本。该谱记载庚陂门祖公吴六六公和其兄吴六二公从平江桑园迁通，奉南宋皇帝之命来通城治理瑶袭的经过。谱上记载与同治《通城县志》记载时间不谋而合，都是南宋理宗宝庆年间，与清同治《通城县志》形成了瑶族在通城活动最强有力的证据链。
《吴氏宗谱》内容摘录如下：
1、六二、世袭千长，奉命来通理瑶袭。
2、六六、庚陂通城祖，世袭千长，理宗宝庆三年（1227）丁亥，自桑园迁通城县上隽乡千倾里鼓楼坳谢家屋场。
3、纪实：按杨幺啸劫湘湖时，诱宝、衡、永、郴瑶人为助。迨彪公等从岳飞平幺，瑶人散窜鄂岳山谷间……有司以吴氏素有瑶人慑服，秦世职千长，吴六二徙通（为）铃辖。六二卒，因其子庸懦，六六袭千长制驭苗瑶，命官铃辖。苗瑶干力汉民曰隘长，隘长辖苗瑶中能服众者曰洞长。每苗瑶丁米二升……今龙窖山粮十六石即古瑶丁米是其验矣。
在这篇《吴氏宗谱》的纪实记述中，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吴六二、吴六六为世袭千户长，奉南宋朝廷的命令由湖南省平江县桑园来通城治理瑶袭。并从中可以看出瑶人的军事指挥官叫隘长，隘长在苗瑶中能服众者叫洞长，就是“千家洞”的洞长。
这次小规模的战争，并没打起来，因吴六二、吴六六采取优抚政策与瑶王和解，谈判成功。当然，瑶人被迫接受进交税役，整个龙窖山平均每苗瑶户上交瑶丁米二升，总共十六石。瑶人南迁后，入住龙窖山的汉民上交贡税也按当时遗留下来的称为“瑶丁米”十六石为计量单位。因这是通城历史上的大事，所以通城前朝所修县志及吴姓家谱记述十分清楚。
通城现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语：“锣做锣打，角做角吹”。这是一句明显瑶语留存，锣是汉人用具，角是牛角，瑶人擅长吹牛角。喻意为：汉、瑶各搞各的事，遵守规矩。
鄂南边陲通城县就在龙窖山的南边，有着跨越湘鄂赣三省的特殊地理位置。峰峦遍布，溪洞众多，非常适合少数民族居住。县境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隽水河狭长地带有出口，恰似一个古称为“洞”的地理环境，所以自古通城就有“三溪九港十八洞”之说。
这就是“千家峒”（洞）的典型地形
那么，通城“三溪九港十八洞”与瑶族“千家峒”有什么关系呢？
“洞”和“峒”有相同也有不同。“洞”是地形概念，特指两山中间夹有一溪港，溪港周边有田舍，人们居住生活其间。“峒”的含义，1979年出版的《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唐、宋时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建置的州峒，按当地民族聚居的范围，大者称州，小者称县，又小者称峒。通“洞”。这说明“峒”是一个行政组织名，过去苗族有苗峒；侗族有十峒、八峒；壮族有黄峒、侬峒等。瑶族古籍上都写成三点水旁的“洞”，这就点明了瑶族在洞庭湖周边定居时定居点称“洞”，南迁至五岭山区及以南后，才为当地习惯称为“峒”，瑶族古籍《千家洞古本书》、《千家洞木本水源》、《计开千家洞路引》，都是写的“洞”字。
“洞”与“峒”地形是相同的，意义当有差别。
最早的“千家洞”是“洞”而不“峒”，“洞”早于“峒”。
瑶族对自己的族世、身世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主要用歌谣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瑶族在重大节日，祭祀祖先时必唱《盘王大歌》外，还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漂洋过海歌》，他们是这样唱的：
周朝战国秦朝代
汉朝三国晋朝廷
瑶人在落楚国地
今世湖南湖北州
湘江资江玩江岸
洞庭湖畔修春秋
在落两湖六朝代
一千二百六十二
这首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瑶族的祖先实际上从商周之际即已进入两湖洞庭平原，在此过着自由自在的桃花源般的生活，直到汉晋时，瑶人还在落“楚国地”“湖南、湖北洲”，“洞庭湖畔修春秋”。修可以理解为造、做，如我们常说的修路、修电站，即瑶人在洞庭湖边大修垒石梯地，大建石房屋、石村，而且时间是“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也正好符合六个朝代的实际存在时间。
古代南方民族在幕阜山地区属于崇鸟图腾民族，后又有其他动物崇拜的部落加入其中
古瑶文字的发现者是通城地方文化爱好者取一先生，据取一先生介绍，发现古瑶文字要追溯到1999年，当时通城地方文化爱好者取一先生爱好收藏，收到湖北通城县石南镇黎明甫一把古铜壶，上面有270多个不能认识的字，当时，也不在意，后来经朋友介绍，与湖南郴州湘南学院的何教授相识，何老师看后说是古瑶文字，从而引起取一先生的兴趣，经过长期调查寻找，又在湖南临湘市龙窖山上梅池村的一个老先生家里发现了60 个字，后贵州遵义的一位老先生又提供了80个字，再加上湘南学院何教授自己也收集了110个字，总共有520多个字。现在认得古瑶字的只有湘南学院的何教授和取一先生。这些字到底是不是古瑶文字，还要敬请各路古文字专家来通城会诊。
文学
瑶族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多靠口耳相传，部分用汉文传抄。其形式多样，有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谜语、说词等。
神话以《盘古》、《密洛陀》、《伏羲兄妹》、《盘瓠》最为著名，反映了天地万物起源和人类起源。瑶族的传说，如《长鼓的传说》和《跳盘王的由来》、《祝著节的传说》都是为了纪念其始祖而创作出来的。《漂洋过海的传说》和《千家垌的传说》则反映了瑶族遭遇重大事变并不断迁徙的历程。瑶族民间故事以明清时期居多，题材有爱情故事、魔法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童话、寓言、笑话等等。
唱歌是瑶族人民普遍的爱好，很多民间歌手见物编词，出口成歌，留下了众多的歌谣。男女之间的对唱，往往通霄达旦。这种无伴奏的歌谣，取材广泛，有叙述洪荒时代天地万物变化的“创世歌”，有叙述本民族历史的“立传歌”、“历史迁徙歌”，有男女谈情说爱的“爱情歌”，有关于生产劳动的“生产歌”，有反映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斗争歌”，有反映传统习俗的“风俗歌”，有互相盘问对答的“盘歌”，有带有幽默内容的“滑稽歌”，有以歌代信的“信歌”，以及师公和道公做法事时唱的“娱神歌”。明清两世瑶族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在“官有万兵，我有万山”、“金龙出大洞，海马归池塘”的歌谣中反映出来。
瑶医
瑶族世居深山密林，气候多变，瘴气弥漫，又常与猛兽、毒虫及各种瘟疫疾病作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医治伤筋断骨、虫螯伤害和防治各种疾病的经验与技术，形成了独特的瑶医瑶药。
如从江盘瑶的药浴比较有名。药浴药水用几十味瑶山上草药配制而成。草药的挖取、泡制等还有一整套技术，须掌握草药生长方位、挖取季节时令、泡制的火候气温、熬制及洗浴时间长短等等。常用药浴洗澡，能驱除疲劳、舒经活络，防治感冒伤风，治疗皮肤病、疮疖肿瘤、风湿、关节炎症、妇科病等。瑶族民间草医，大多用单方、验方，一般一种单方治一种或数种疾病。技术多为祖传、父传子、子传孙，且多为单传，有的则传媳不传女。
历史上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瑶医药的传录方式全靠口耳相传、指药传授、指症传经，在采药与治病实践中逐渐掌握各种草药的名称、形态、功用，学习各种秘方、验方和使用方法 。
音乐
瑶族音乐曲调有20余种，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如布努瑶的《酒歌》，歌词粗犷、高亢、浑厚，短小而精悍有力，令人精神振奋。坳瑶的《大声歌》，是一种集体祭祀的歌曲，曲调庄严、沉重，由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大合唱时，其势排山倒海。
乐器除有汉区传入的唢呐、锣、钹、鼓外，还有独具民族风格的长鼓，据传这种腰鼓早在宋代就已流行于瑶族地区。
舞蹈
瑶族舞蹈多与宗教祭祀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长鼓舞和铜鼓舞。长鼓舞主要流行于盘瑶支系的瑶族地区。1996年广西金秀坳瑶到日本演出长鼓舞，大获好评。
纺织
早在汉代，就有瑶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的记载。到宋代，瑶族人民已以用蓝靛和黄蜡，在白布上染出精美细致的花纹，称为“瑶斑布”。这种精巧技术，曾在国内享有盛誉。织绣的花纹图案主要有挑花、织花和绣花三种。明清之际，有“用五色绒，杂绣花卉”的记载，它是瑶族比较精美的手工艺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和进行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有些地方政府拨出专门资金，让年轻人向老人学习包括传统的织染刺绣在内的传统手工艺技术。瑶族的编织工艺，主要有竹筐、竹篓、竹箩、竹帽、藤箱、藤夹等。
雕刻
雕刻艺术，主要有门匾、烟盒、吊楼，以及神像、神龛，以茶山瑶的水平为最高 。
习俗生产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瑶族地区，他们的生产习俗有所差别。在湖南、广东、广西的一部分自然条件较好、受汉族影响较多，占瑶族人口大多数的瑶族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林副业，其生产习俗与当地汉、壮族相近。耕种旱地与水田，犁耕已占有较大的比重。生产工具全为铁制，基本都是瑶族自己制造的，只有少量从外购进。种类有弯刀、镰刀、扁刀、柴刀、砍刀、挖刀、锄、梨、耙、斧、禾剪、括子、石磨、水碓等。镰刀主要用于砍茅和收割稻谷，弯刀用于砍地，挖刀用于刨窝点种，锄用于刮土、除草和挖地，犁和耙用于耕田，石磨和水碓用于碾谷脱壳。
在广西西部某些石山区、十万大山中心区和云南边疆上的某些保留原始氏族残余的少数瑶族地区，有“刀耕火种”的生产习俗。所谓“刀耕火种”，指在每年阴历十、十一月份， 同一个共耕单位的瑶族群众，上山用刀斧把选定要开垦的荒山上的草木砍倒，等到第二年春砍倒的草木已被晒干时，选择一个晴朗天气放火烧山，留下厚厚的一层草木灰作为肥料，然后男女配合，男子打洞，女子点播。这种耕种方式是一种靠天吃饭的游耕方式。当山地肥力下降，不再适合作物生长时，就必须重新寻找另外一块山地进行刀耕火种。
狩猎
唐代诗人杜甫游湘江时，写了一首《岁晏行》，其中有“莫徭射雁鸣桑弓”的诗句，反映了那时湖南瑶族用弓箭狩猎的情况。诗人刘禹锡在广东连州写了题名为《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的诗篇，描写了广东北部地区瑶族进行烧山猎兽的情景。瑶族人民善于打猎，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狩猎全年均可进行，但集体出猎一般多在阴历二、三月，部分在七月农闲时。集体狩猎时以围猎为主，其他猎法还有诱捕、设陷阱、张网、设套、设铁夹、伏击等，方法很多，不一而足。
近代，火枪是瑶族主要的狩猎武器，此外还有弓箭、鸟笼等。出猎一般先要祭山神，祈求山神保佑整个狩猎活动。全体猎手分为两组，一组负责赶兽，即注意查看兽迹，一般从山下向山上呼喊而上，发现野兽后放出猎犬追赶；另一组负责围攻。猎到大猎物，一般要先祭过神，感谢山神的恩赐，然后才能分配。
采集
采集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作用仅是对经济的一个补充。瑶族人民主要采集木耳、香菇、菌类、竹笋、野菜、能食用的植物根茎和果实等，或作粮食的补充，或作禽畜饲料。既可供自己食用，也可出售，换取生活必需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的工农业持续快速发展，采集已经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生产部门的经济地位，在瑶族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
节日
瑶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小节几乎每月都有，各地过得也不尽相同。大节日有春节、清明、社节、盘王节、“祝著节”、“耍望节”等。
春节期间，瑶族人民举行唱堂歌、打铜鼓、赛陀螺、射弩、围猎、抛绣球、斗画眉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
盘王节又称“做盘王”、“还盘王愿”、“跳盘王”，是盘瑶纪念始祖“盘王”的盛大传统节日，20世纪80年代前一般在秋后至春节前的农闲期间，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1984年将全国瑶族过盘王节的日期统一定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
祝著节是广西布努瑶纪念始祖母密洛陀生日的节日，非常热烈隆重。人们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为正日，敲打铜鼓，欢庆三天。耍望节每三、五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农历十月十六日前后举行，是青年男女对歌求爱的日子。
婚姻
瑶族婚姻形式主要是嫁女，其次是招郎入赘。
新中国成立前瑶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他们的婚姻一般先由青年男女通过节日唱歌或其他途径建立感情，自由恋爱，征得父母同意后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消除了民族隔阂，瑶族与外族通婚的现象不断增多。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6》一书的数据表明，2000年瑶族与其它民族通婚率达26.46﹪。结婚时女方往往要收一定数量的钱财和猪肉作聘礼。婚后居住方式既可以是女子从夫居，也可以是夫妻在双方父母家庭轮流居住，还可以是女子婚后先住娘家，等到生了孩子或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再随夫回婆家居住。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坳瑶有一种叫做“顶两头”的婚俗，如果婚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婚后夫妻在夫家和娘家轮流居住和劳动，所生子女第一个随父姓，第二个随母姓，子女少时随父母两地居住，长大后分别留在祖父家和外祖父家。舅权在瑶族中很受尊重。
广西南丹大瑶寨和龙胜同乐、盘胖等地瑶族，过去，姑母之女必须嫁给舅父之子，只有舅父无子时，才能嫁给别人。作为一种近亲通婚的陋习，新中国成立后此俗已革除。
丧葬
大部分地区的瑶族实行土葬，广西金秀县六拉的茶山瑶盛行火葬，贵州荔波县瑶麓乡的青瑶实行岩洞葬，白裤瑶也实行过这种葬式。
广东连南八排瑶人死后，将尸体绑于椅子上，出殡时，抬轿似地将尸体送到墓地，称为“游尸葬”。
过去广西金秀的茶山瑶、花篮瑶和坳瑶认为小孩来到人间，是一个管理生育的“花婆神”送来的，如果小孩在五、六岁之前死亡，就用破絮、破衣服、棕皮等物将尸体包裹起来，装入竹筐，挂在深山老林的树上，实行挂葬，以便让他的灵魂回到“花婆神”那里，再次投胎转世。这种小孩的葬式叫“挂葬”，现在已经很少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瑶族的丧葬习俗不断发生变迁。如广西金秀县古陈和罗运的坳瑶，其葬式原为“停棺烧骨捡灰葬”，后受花蓝瑶影响，发展为“停棺捡骨葬”，再发展为现在的“埋棺捡骨葬”。在当代的广大瑶族地区，农村通行土葬；在少数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送往殡仪馆火化的方式逐渐为人们接受。
名人：
李涛（瑶族）：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兼一局局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三部政治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又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校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第三部（技术部）部长。
江华（瑶族）：江华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任杭州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陈为人（瑶族）：革命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57名党员中的早期党员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
李启汉（瑶族）：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局长，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何孟雄（瑶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等，曾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一生五次遭囚禁，坚贞不屈。
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明代权宦之一，自幼入宫，曾伺奉明宪宗万贵妃。历任御马监掌印太监、明朝西厂提督。因监军辽东有功，总领京兵精锐“十二团营”。开明代禁军掌于内臣之先河。
侯大苟（瑶族）：明正统年间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领袖。正统十一年（1446年）瑶族义军拥兵数万，先后控制了柳州、浔州、梧州三府十多个县，随后分兵进击，一路攻广东肇庆、罗定、石康、廉州、茂名、化州诸城、湖南江华、宁远各地。部分水军还进攻福建、浙江一带。侯大苟义军此后连破广东的高州、雷州、廉州，直逼广州，义军的胜利，震惊了明王朝。
周渭：大宋开国贤臣，监察御史。广西恭城瑶族人，周渭是执法如山、公正严明的贤臣，他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楷模。
孝穆纪皇后：大明王朝瑶族皇后，本名李唐妹，明朝中叶励精图治的明君朱祐樘皇帝的生母。
盘瓠：瑶族先祖，娶帝喾的三公主（汉族）为妻，是帝喾的女婿，黄帝（汉族祖先）的孙女婿，三皇五帝中尧帝和嫦娥的妹夫。
王璨（瑶族）：2010年湖南省高考理科状元。
莫凡人（瑶族）：2013年广西高考理科状元，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李忠明（瑶族）：2015年广西高考理科状元，广西全州县东山瑶族乡人。
孟笛萧（瑶族）：实名孟笛箫，2016年广西高考文科状元，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人。
罗美珍（瑶族）：目前中国最年长寿星，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人，生于晚清1885年农历7月9日于2013年6月4日去世，横跨三个世纪，享年128岁。在中国老年学会2010年发布的第三届《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上，以当年125岁的高龄名列榜首。
赵廷光（瑶族）：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
赵乙生（瑶族）：曾任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部长，南宁市委书记。
余益中（瑶族）：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广西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广西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郑军里（瑶族）：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广西艺术学院院长。
宋克慧（瑶族）：怀化学院院长（校长），主要从事量子物理的教学和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及高等教育等研究，是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研究成果2000年获湖南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一等奖，2011年获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邓有志（瑶族）：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
金宝生（瑶族）：曾任中国支援加蓬共和国农技组组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大军（瑶族）：新一代农民工歌手，代表作《哥是农民工》《想在城里安个家》《最美是家乡》等，湖南省江永县人。
郑军健（瑶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广西书法家协会主席。曾任广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蓝怀昌（瑶族）：曾任广西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史诗《密洛陀》获全国第二届民间文学作品一等奖，《达努节之夜》获广电部、文化部创作奖，《这里有静悄悄的爱》获中国检察部创作奖，论文集《瑶族歌堂诗述论》获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成果优秀奖，歌词《挑着好日子山过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彭祖意（瑶族）：曾任中央候补委员、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人。
奉恒高(瑶族）：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毛汉领（瑶族）：广西大学副校长（正厅级），教授，工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广西大学组织部长，广西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通过省级鉴定的科研成果四项，获得国家专利四项。
王明娟（瑶族）：湖南省江永人，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冠军。
蒋惠花（瑶族）：1998年出生，2008年开始练习举重，经过多年的训练，获得了全国锦标赛冠军，随后在2013年南京亚青会上，她以183公斤的总成绩轻松夺金，2015年11月22日，在201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蒋惠花以19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
李知宝（瑶族）：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画院副院长，中国岩彩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化部侨联徐悲鸿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重彩岩彩画高研班教授，陕西教育学院、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西藏书画院副院长，西藏美协副主席，拉萨市美术摄影书法家协会主席，拉萨市文联主席，中华书画名家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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