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次瑶学研讨会在湖南省临湘市召开，重点研究瑶族历史上的“漂洋过海”、“迁徙路线”及“千家峒”问题。通过考察临湘市龙窖山瑶族故居及专家、学者的论证与辩述，对瑶史研究多年悬而未果的学术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露出了新的端倪。为了论证这一主题，本文就“瑶人出世武昌府”的提出，武昌府的历史渊源，龙窖山与武昌府的关系，进而推断龙窖山是瑶族早期千家峒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旨在瑶史研究的深层运作中，献份绵薄之力。
一
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其原始居地，迁徙时间，迁徙路线，亦各不同。[1]因此，带来瑶史研究的众说纷纭，也给瑶族历史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瑶人出世武昌府”也就是瑶族迁徙追忆中众多的原始居地之一。
《瑶民榜文》载：“始祖太公、赵朝三开劈年间，居立（住）武昌府，下湖南海岸，出会稽山白云之地安居。一十二姓瑶民为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妻子寻朝（找）无食，在湖南岸网鱼，失落火种，烧去房屋。……送到（去）广西投（逃）生。[2]
《万福攸同、兰桂腾芳》《十二姓瑶分基来路总图》也载：“始祖太公赵朝三，自居开辟年间，原在武昌，下湖南海岸出会稽山白云之地安居。十二姓瑶人，为大旱三年，妻子寻朝无食，在湖南海岸捕鱼失错！放火焚烧南海万里江山，百姓奏报土司，主上倒本回拘十姓瑶民。……风调雨顺飘过湖海岸。一路来到广西平乐府。”[3]
《瑶人出世根源》，这是湖南零陵地委统战部黄耀祖的祖父（76岁），保存的一本瑶族文献。该书前半部是《过山榜》，后半部的标题是“又开出十二姓瑶人根源书来”。瑶人根源是“五（武）昌府龙头山”，“然后漂洋过海”，“然后到广东落府天林山好耕种”。[4]
《千家峒歌》云：“不用问，瑶人根底妹难答。瑶人出世武昌府，漂航过海到千家。”[5]
《十二姓瑶人游天下》云：瑶人出世武昌府，满目青山到处游。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世无忧。[6]
毋须赘言，在以上追忆中可以获悉：
1、瑶族先祖曾经居住在武昌府，后因天灾人祸而迁徙到广西平乐府，广东落府（乐昌）天林山。
2、瑶族先祖从武昌迁徙的时间为元代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可证在元代大德三年以前，其先祖曾居住武昌。《过山榜》记载：开天盘古出世住在东京道，东（西）岳昆仑……。李大护出世在西京道，西岳昆仑。……[7]在唐代，武昌隶属江南西道，与李大护出世在西京道也是吻合的，只是在西道中加了个：“京”字，在追忆中，特别是用汉字记瑶音，多字少字常有之。这也是唐代武昌居住有瑶民先祖的记载。
3、瑶人根源是：“五（武）昌府龙头山”。根据郑德宏先生研究，“龙头山”就是“龙窖山”。瑶语中“窖”音（Kaol）与“头”音(Taol)都是ao音。龙龙相对，Kao、Tao连音，恐怕就不是巧合[8]。瑶族先祖在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世无忧。
4、根据瑶族文书分析，武昌龙头（窖）山祖居有瑶族的李、赵、黄姓等支系。所以岭南瑶族部分李、赵、黄姓等盘瓠后裔，也应出世于“龙窖山”。
5、武昌府龙头（窖）山的位置应距湖南海岸（洞庭湖）不远，才能有大旱三年，妻子寻找无食，在洞庭湖岸捕鱼，引发大火，漂洋过海到广东广西逃生的史实。
6、“武昌府”是明代设置的，明代以前只设置武昌郡、县，从未设备武昌府。故此，以上《评皇券牒》、《盘王大歌》应为明代亦或明代以后追忆的版本。
二
“武昌”之名起源于三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楚鄂地又在何处？《史记·楚世家》载：“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通过考古调查发掘，楚鄂王城在今阳新，鄂州、武昌、大冶四县市交界的大冶市高河乡胡彦贵村，[9]现存有古鄂王城城址。《元和郡县图志》鄂州武昌条：“孙权故都城在县东一里余，本将灌婴所筑，晋陶侃、桓温为刺史，并理其地”。武昌城的文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完全一致。
西晋时期，武昌仍为郡治所在，统武昌、柴桑、阳新、沙羡、鄂、官陵等县。并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属荆州而改属新设的江州。这时，寻阳县已归属庐江郡。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又自武昌郡分出柴桑县与寻阳县合置寻阳郡。东晋，帝王偏安江南，武昌的地位，再度上升。陶侃、庾亮、庾翼等重臣先后为荆州、江州刺史，对武昌城的发展多所建树。
南朝时期，荆州与江州之间又别立——郢州，州治设在夏口（今武昌），武昌郡亦属郢州。刘宋时期，武昌郡的辖县减为武昌、阳新、鄂三县，昔日武昌要位，以由夏口取而代之。
隋唐时期。隋朝又改郢州为鄂州，并撤武昌郡，废鄂县入武昌县，隶属鄂州，唐朝亦属江南西道之鄂州，降为一般的县治。
宋明时期，宋置荆湖南北路，统二十四州郡，鄂州属荆湖北路。按宋史，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改武清军为武昌军。明朝朱元璋招降陈友谅，改武昌路为武昌府，统一州九县。蒲圻、通城、崇阳均属武昌府[
武昌府随着社会的变革，封建王朝的更替，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衰落，由郡地一县地一府地的有历史演变过程。其辖管的地域也由广袤到狭窄，构成武昌府历史沿革的一部缩影。但是与湖南临湘县（北宋设县）毗邻的湖北通城、崇阳、蒲圻三县，自南北朝以后一直为武昌的辖地。龙窖山为四县的分界线，抑或共管区。这就为瑶族追忆先民出世武昌府龙头（窖）山，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1、地方文献载有史实。《岳阳风土记》载：“龙窖山在县（临湘县）东南，接鄂州崇阳县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11]北宋时期《岳阳风土记》已明确记载龙窖山与鄂州崇阳县交界。《弘治岳州府志》、《康熙临湘县志》也载：“龙窖山，在县一百里，跨临湘、通城、崇阳、蒲圻四县，上有龙湫因名，又有雷洞，洞有石门，山徭所居”。明、清时期岳州，临湘的地方文献准确地描述了“龙窖山”为四县共管。《康熙通城县志》载：“龙窖山，县北30里，有巨壑云气常聚”。《同治崇阳县志》云：“龙窖山，县西七十里，五华山来界，临湘土人呼雷师岭，北麓有桃花坳、桃树湾、水出桂口”。通城、崇阳两志也录入了“龙窖山”的方位、称谓、其管辖的权限。
2、封建制度造成的“飞地”。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省、县毗邻的区划界限内，往往在本省、县内存在外省或外县的土地、山林。对于这样的地产，当地百姓习惯地称之为“飞地”。“飞地”主要是受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在边界上随着人口迁徙、异动和土地的买卖，带来地产的异动。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存在，“龙窖山”的归宿，也就可以随着山主的异动而异动。
4、商品集约交换的频繁决定于其归宿。龙窖山的山徭“非市盐茶不入城市”。但是，龙窖山的先民还是有频繁的商品交换，用生产的竹木、茶叶，猎取山禽野兽到集市换取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集市的远近与繁荣，山路的崎岖与平坦是集约市场的关键。根据地方志记载龙窖山距临湘县治100里，而距通城县治30里，崇阳县治70里，距蒲圻县素有“小汉口”之称的羊楼洞茶叶加工集散地不到20里。故此，龙窖山瑶族先祖频繁地在通城、崇阳、蒲圻等集市进行农副产品、食盐及生产工具的交换。所以在历史的追忆中把龙窖山记在武昌府的名下也应在情理之中。
四
龙窖山既为岳州府（郡）的辖地，也为武昌府（郡）的辖地，勿容置疑。既然如此，“瑶人出世武昌府”能否成为史实，只能从历史文献和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求论证。
一、从历史文献中寻求论证
临湘唐虞时期，属于三苗国地。夏、商、周隶属荆州域，蛮荒地也。西汉为长沙国，东汉为长沙郡，均杂居着大量少数民族。史称“长沙蛮”。据《后汉书·郡国志四》载：长沙郡辖十三城：临湘（今长沙）、攸、茶陵、安城、酃、湘南、连道、昭陵、益阳、下隽（今岳阳、临湘、通城、崇阳）、罗、醴陵、容陵。又据《后汉书、南蛮列传》载：“长沙蛮与武陵蛮一样，均为盘瓠之后。”龙窖山隶属长沙郡管辖的下隽县地，其间杂居的“长沙蛮”理应为“盘瓠种”。
三国时，在湖湘间，依山而居，被统治阶级污称为“山寇”、“山贼”的“长沙山民”应属“盘瓠种人”。[12]《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从龙窖山依山而居的特点及分布的地域而论，龙窖山的山民应为“长沙山民”之列的“盘瓠种”。
晋·干宝《晋纪》中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险阻，每每常为害”。荆州刺史陶侃击王贡于巴陵（今岳阳）。时，王贡诱五溪蛮径武昌，侃使郑攀、陶延趣巴陵斩降万余，此庶几善战者，使敌人自至利诱之也。[13]又东晋成帝咸和十四年（329年）三月长沙郡公、荆州刺史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降之。”上述可见，巴陵“盘瓠蛮”的兴盛，朝廷移镇防范，重点打击。同时，也反映晋代龙窖山存在“盘瓠蛮”的史实。
南北朝时期，《梁书·安成王秀传》载：“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先是，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不克。江产死之，蛮遂盛。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迳，蛮失其险，期岁而江路清，于是州境盗贼遂绝。”亦可见“巴陵蛮”是“湘州蛮”的一部分。其二，郢州与湘州相连，龙窖山是两州的界山，后军司马高江产率郢州军，剿围便捷。其三，江产攻而不克，死后，防阁文炽率众强攻，燔其林木。龙窖山现存的朱楼坡青石工程就是防止“燔其林木”的历史见证，从而证实龙窖山瑶族在南北朝时期的兴盛。
《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分布除长沙郡地外，“武陵（治今常德）、巴陵（治今岳阳）、零陵（治今零陵）、桂阳（治今郴县）、澧阳（治今澧县东南）、衡阳（治今衡阳）、熙平（治今广东连县）皆同焉[14]。”可见龙窖山居住的长沙蛮、湖湘山民、巴陵蛮与莫徭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莫徭“常免徭役”的记载，反映出龙窖山莫徭“散漫”的社会组织形式。
《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五》载：“（晋）怀帝分荆州湘中诸郡置湘州，南以五岭为界，北以洞庭为界，汉晋以来，亦为重镇。今按其俗杂有夷人名徭，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也。”此书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可见滨临洞庭湖的龙窖山“夷人”，也是在史书上第一次出现“瑶人”的湘州之内。杜甫在大历三年（768年）流寓岳州时吟作“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的千古绝唱是其印证。
宋代范致明在元符年间（1098-1100年）以宣德郎谪监岳阳酒税时撰写的名著《岳阳风土记》载：“龙窖山，……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不入城市，邑亦无贡赋，盖山徭入也。”南宋马子严撰修的《岳阳甲志》也祥实地记载：“龙窖山，在巴陵北，山实峻极，上有雷洞，石门雷洞，石门之洞，山徭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这是宋代最有权威，记载甚祥的文献史料。反映龙窖山在宋代抑或以前就居住有瑶族先民的史实。
《同治崇阳县志》云：“龙窖山……临湘土人呼雷师岭。”“临湘土人”其含义有二：一是指在龙窖山历代的土著居民；一是指少数民族的蛮夷之人。这一“土人”称呼正好论证龙窖山的居民绝对不是汉民族的汉人，而是历代杂居的少数民族“蛮夷”。龙窖山居住的少数民族的汉人。因此，县志上直呼的“临湘土人”，应该是指宋代以前龙窖山祖居的瑶族先民。
二、从龙窖山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求论证
瑶族历代就杂居在诸民族之中，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龙窖山瑶族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显示出独有的文化特征。
一是原始山寨的存在。在龙窖山随地可以找到，两山相夹，形成关隘，当地百姓俗称“夜合山”。意为每夜两山关合，白天开启。过了关隘即为较开阔的山峒，在山峒的水港两边垒石建成山寨。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鲁家山寨、漆坡山寨、古塘山寨、畲家山寨、黄花山寨、崇阳境内的殷家冲山寨、李家门山寨、桃花坳山寨等等。
二是居住遗址的存在。通过实地调查考察，在海拔千米的龙窖山中的畲家山，竹铺沟、胡巴坑、老屋湾、胡家屋场等地的山顶、山腰、山坡、山沟里一排排的石头房屋遗址。畲家山乌鸦尖最为典型。乌鸦尖共有石屋10多间，从上至下排列有序，每间石屋的面积为330×290厘米左右。房门开在正南倚东墙。墙体宽为45-60厘米。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提高，其间居民，从山顶往山下搬迁，在山腰、山沟较平坦的地方，出现了集居的吊脚楼。其后又在吊楼的基础上改造革新，又出现了舂墙屋。龙窖山瑶族先民的居住方式经历了石头屋一吊脚楼一舂墙屋的演变，其经济生活相应也经历了采实猎毛——刀耕火种——畜耕农业三个阶段。
三是防御工程的存在。通过调查考察朱楼坡残存一条近1500米的青石工程。其工程就近采石，在水港两边垒砌石壁，最高处 约10米，最矮的也有2米以上，再在石壁上加盖长约1——5米的青石板近4000块，形成人工山洞。山洞上面为通道，两边依山建有多座吊脚楼、舂墙屋。在山洞最下边设券拱门，拾级而上，现残存九道石门（埠头），石门中砌有石级上下，平时可供瑶民汲水，浣衣衫，进出山寨劳作。残留的吊脚楼毁于日寇兵燹，山洞大门毁于清顺治庚子年（1660年）大水。根据《梁书》记载，天监七年（508年）防阁文炽率众围剿巴陵蛮“燔其林木，绝其蹊迳”的史实，朱楼坡的青石工程应为大山区能御“燔山火攻”唯一的防御工程。
四是祭祀遗址的存在。龙窖山的石窝山有10座呈中轴线对峙石头垒砌的平台。在10座平台中央竖立一根高75、底径50、顶径25厘米的八边形石柱。石柱顶部残留长12，宽6厘米的榫槽。根据张劲松先生研究，在原始宗教中，祭坛中央或仪式场中央树立的神树、神杆、神石和图腾柱以交通天地人神。”[15]此处是龙窖山瑶族先民原始的祭祀天地的遗址，确信无疑。还在畲家山乌鸦尖石屋群中发现一座用石块砌成的长70、高50、深47厘米，最原始的盘王庙。
五是瑶人墓葬的存在。龙窖山在山寨与山寨相连的小道上有多处瑶人坟墓。通过考古试探，墓葬长150宽60厘米左右，墓葬坐东向西。墓葬前高后低似麻蝈（青蛙）形。墓前用小石块垒砌，在垒砌的石块中横置一块长约60、厚10厘米的头龛石。唐代《通典·边防序》载：“潭、衡州人蜒，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间”。龙窖山的瑶人墓葬，应属于唐代瑶族行“岩葬”之风。
六是古井、古塘的存在。龙窖山每座山寨都建有古井。最具有特色的是鲁家山寨古井、竹铺沟古井、古塘山寨古井。古塘山寨的石井，至今仍在井上砌有神龛，供奉“金华水师之灵位”。这与《千家峒歌》中“四面八方九井水”的记载相一致。高山修塘也是龙窖山又一大特色，现幸存古塘、乌珠塘、黄花塘。充分反映龙窖山瑶族生产力的发展，征服大自然的能力。
七是古代地名的印证。龙窖山有许多具有神话传说及民族特色的古地名。“烂船坡”，相传盘古时期，洪水淹天，兄妹为避洪水驾船来到龙窖山，洪水退后，船就停在山中，后来船烂掉了，还有铁钉。这与瑶族盘瓠神话完全一致。“狗肉坑”，在石窝山附近。相传，因当地居民不食狗肉。狗死后，全埋于此坑，故名“狗肉坑”。这与瑶族的图腾崇拜，“图腾忌，不能食”相一致。“筷子山”、“筷子嘴”这两个古地名与瑶族发祥地“会稽山”有着渊源关系。因“会稽”音（Kuai Ji)，“筷子”音（Kuai Zi)。会稽山与筷子山音音相近，再加上方言的语音。在流传中误把“会稽山”传讹为“筷子山”。“会稽”在瑶族历史上是不可玷污的圣地，其内涵还待今后研究考证。
三、从龙窖山瑶族迁徙的时空中寻求论证
龙窖山瑶族的存在已成定论，勿容置疑。但是，龙窖山瑶族的始居时间。目前，瑶史研究专家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有所分歧，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佐证。龙窖山瑶族向南迁徙的时间是较为准确的。
《隆庆岳州府志》载：“杨畋知岳州军，湖南徭人出掠州县，畋募材勇击平之，改太平徭。复肆仍授畋兵马铃辖，徭闻皆逾岭遁。”《续资治通鉴长编》153卷载：“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逐，辛末，湖南徭人起事后，杨畋将不曾作蛮贼入户，尽底驱逐，散入广南东、西路，失其巢穴。”据上文可察：一是杨畋出任岳州军为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二是岳州军杨畋征讨本辖区内的龙窖山瑶族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北宋龙窖山瑶族已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四是杨畋多次征讨，龙窖山瑶族才开始向南迁徙。
《康熙临湘县志》载：“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有寇犯湘沔。”“钟相、孔彦舟、曹大星、刘超、彭筠、杨么巨盗相继荼毒。”绍兴年间连续的大雨、大旱。这一次次的“寇犯”、“荼毒”、“连雨”、“大旱”也是龙窖山瑶族迁徙的主要原因。
《康熙通城县志》载：“元代前，通城为汉、瑶杂居地，后因战乱，瑶民渐入湖南。”元代前后，龙窖山瑶族因为战乱，才迫使逐渐地向南迁徙。这与岳州军杨畋征讨湖南徭人是相吻合的。
《元史·顺帝五》载：“辛酉，以湖广行省参加知政事卜颜不花，右丞阿儿讨徭贼，复湖南潭、岳等处有功。卜颜不花升散阶从一品，阿儿灰升正二品”。从《元史》记载中获悉，元代，在岳州地域（龙窖山在内）仍然还居住有少数瑶族居民，随着元兵的征讨，有的继续南迁，有的可能就融入了当地汉民族之中。
通过对龙窖山现代居民的调查，查阅了张、周、汤、鲁、肖、刘、钟、潘、涂、沈、李、胡、杨、但、晏等十五姓的族谱，求证迁徙龙窖山的年代。发现最早迁徙到龙窖山的张氏始祖则忠公，于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从江西迁徙到龙窖山来苏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在明代以前龙窖山瑶族几乎全族已离开了龙窖山。
《评皇券牒》记述：“十二姓瑶民为大德三年（1299年）迁徙到广西平乐府”与龙窖山瑶族迁徙的时间基本吻合。只不过龙窖山瑶族从北宋庆历年间就开始迁徙，一直延续到南宋、元代。《隆庆岳州府志》“按宋以前有之，今不然矣”已是史实。
龙窖山瑶族迁徙的地点与《评皇券牒》记述也是完全一致的。《评皇券牒》载：“自开辟年间，原在武昌府，下湖南海岸，出会稽山白云之地安居”，“然后漂洋过海”，“然后来到广东乐昌府、广西平乐府落根”。
一是瑶族先祖始居武昌府。前文已论述，龙窖山为武昌府的属地，历代龙窖山就居住有瑶族先民。故此，始居武昌府的瑶族先民，应为始居武昌府龙窖（头）山。只是在明代的追忆中，求大（武昌府）而弃小（龙窖山）罢了。
二是下湖南海岸，应为下洞庭湖。《国语·楚语》云：“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顾铁符先生认为，当时人对江南的地理不清，总以为江南就是“南海”。所以“南海”也就是指“江南”。[16]湖南的海也只有洞庭湖，这里所指的“南海”也就是洞庭湖。洞庭湖烟波浩森，经历了历代有变迁，到唐宋时期湖面复又扩涨，到清代，因荆州四口分流南注，湖泊“返春”，湖面扩展至逾6000平方公里[17]。
三是龙窖山又濒临洞庭湖之滨。武昌府治地距洞庭湖近500里之遥，瑶民不可能随时可到洞庭湖岸捕鱼，只有近在咫尺的龙窖山瑶族才有大旱三年，妻子寻朝无食，下湖南海岸捕鱼，而放火焚烧南海万里江山，被迫漂洋过洞庭，向南迁徙的史实。
龙窖山瑶族从龙窖山下洞庭湖岸再一次撑船过海，顺汩罗、长沙、沿沅江、湘江溯江而上。所以新化、安化的梅山蛮在宋代又称莫徭。长沙至今还有“大瑶山”地名。[18]
龙窖山瑶族除漂洋过海，横渡洞庭湖向南迁徙外，另一支则从陆路越岭过湖北通城，再过江西，然后再过梅山关，进入广东珠玑巷。《千家峒歌》唱道：“日出日行月出行，姊妹行水又行岸，行到广东乐昌府，珠玑巷中又落根。”
五
三是龙窖山又濒临洞庭湖之滨。武昌府治地距洞庭湖近500里之遥，瑶民不可能随时可到洞庭湖岸捕鱼，只有近在咫尺的龙窖山瑶族才有大旱三年，妻子寻朝无食，下湖南海岸捕鱼，而放火焚烧南海万里江山，被迫漂洋过洞庭，向南迁徙的史实。
龙窖山瑶族从龙窖山下洞庭湖岸再一次撑船过海，顺汩罗、长沙、沿沅江、湘江溯江而上。所以新化、安化的梅山蛮在宋代又称莫徭。长沙至今还有“大瑶山”地名。[18]
龙窖山瑶族除漂洋过海，横渡洞庭湖向南迁徙外，另一支则从陆路越岭过湖北通城，再过江西，然后再过梅山关，进入广东珠玑巷。《千家峒歌》唱道：“日出日行月出行，姊妹行水又行岸，行到广东乐昌府，珠玑巷中又落根。”
五
龙窖山地跨临湘、通城、崇阳、蒲圻四县。明代龙窖山隶属岳州府，亦属武昌府。龙窖山早在北宋以前就始居着一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山徭民族，创造了灿烂的龙窖山瑶族文化。龙窖山瑶族后因战乱及天灾人祸，从宋朝开始下洞庭湖，漂洋过海及翻山越岭，陆续地迁徙到广东乐昌府、广西平乐府。《阮通志》亦云：“瑶本盘瓠之种，由楚省蔓延粤之新宁、增城、曲江、乐昌、乳源、连州等七州县”，形成“南岭无山不有瑶”的格局。
《评皇券牒》中记述的“瑶人出世武昌府”。根据武昌府的历史渊源，龙窖山与武昌府的关系及龙窖山瑶族存在的史实。完全可以确信，“瑶人出世武昌府”，就是出世于龙窖山。龙窖山是瑶族的名山圣地，龙窖山是瑶族早期千家峒。
[注释]
[1]李默《关于瑶族迁徙和飘洋过海史事探讨》2001年湖南临湘瑶史研究论文
[2][7]黄珏辑注《评皇券牒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瑶族（过山榜）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4]宫哲兵《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出版社2001年
[5][6]《盘王大歌·下》岳麓书社出版1988年
[8]郑德宏《谈瑶人千家峒》2001年湖南临湘瑶史研究讨论会论文
[9]蒋赞初《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
[10]《同治蒲圻县志》·沿革
[11]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明吴官校
[12][14]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13]《隆庆·岳州府志》·军政考
[15]张劲松《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6]顾铁符《江南对楚国的贡献与楚国的开发江南》《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1982年
[17]窦鸿身、姜加虎《洞庭湖》中国科大出版社2000年
[18]李本高《瑶族南迁入湘第一站龙窖山千家峒》《湖南文史拾遗》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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