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城古瑶文化概述
鄢维新 冯金陵
这是一方热土，在鄂南的边陲，它的名字叫通城。这里浓缩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代表屈家岭文化的尧家林新石器遗址开始，近五千年的人类居住史，拉开了悠久历史文化的序幕。通城别称银邑，简称隽，位于幕阜山北麓，湘鄂赣三省五县市交界。县境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平坦开阔，恰似一个古称为洞的地理环境，所以，自古通城就有“三溪九港十八洞”之说。
通城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置下隽县，因境内有古隽水而得名。宋神宗熙宁5年公元1072年取隽水北入长江，直通武昌城之意命名为通城县。通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又是与湘赣二省周边县市贸易往来的独特的边贸县。
在通城县的西北方向与湖南交界处有一座峻挺的大山，名叫药姑山，属幕阜山余脉。多少年来，这座大山静静地伫立在洞庭湖边鲜为人知。近年来，通城地方文化工作者在清同治5年公元1866年所修《通城县志》上，发现药姑山在明朝以前叫龙窖山，《通城县志》上是这样记述的：临湘东过楚门界、断峰山、白石仑、白云山、药姑山、箭杆山，总名龙窖山。该县志还记述：箬（药）姑山，又名龙窖山。
龙窖山，又名药姑山，属大坪乡。处通城、崇阳、赤壁和湖南临湘之间。总面积近200平方公里，山体呈东西走向，由7尖、10岭、11座山组成。湘鄂两省交界山脊长约30公里，中心南至通城隽水镇25公里，东至崇阳天城镇35公里，北至赤壁市区45公里，西至湖南临湘市区60公里，主峰海拔1261.1米。
历史上的龙窖山为什么后来被“药姑山”所取代了呢？龙窖山是天然药库，明代杰出医药家李时珍多次到龙窖山采集药物标本。清时，龙窖山区开始流传李氏三姐妹炼药为神的故事，遗留有三仙坛药姑升天遗址。通城县府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重修白云寺，立一界碑，上镌：“药姑山上，白云缠绕；雷公岩下，瀑布飞泻；林木葱郁，古树参天；三仙娘娘，翩翩起舞”之句。
瑶族现有300多万人口，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瑶族的最大支系是盘瑶，因崇拜盘瓠（传说是只五色金毛犬）而得名，人口占全部瑶族的80%以上，他们大都认为“千家峒”是瑶族的发源地。有些国家(如美国)的瑶族回到中国时，一再打听“千家峒”在哪里。
“千家峒”是瑶族人民心目中的圣地，类似于汉族人民心中的桃花源。由于瑶族没有文字记载，加上不断向南迁徙等原因，“千家峒”的确切地理位置一度迷失。为了寻找“千家峒”理想家园，千百多年来瑶族人民发起了各种类型的“千家峒”运动，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梦中的理想王国。
瑶族最早是定居民族，其中在洞庭湖边定居时间最长。因为在药姑山居住时期“不纳贡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所以才有垒石房子的固定住所和垒石耕地，以种植旱作物为主。由十几户、几十户或上百户村落所组成的内部行政组织，叫“洞”，“洞”里设洞长，然后由洞长选举瑶王来领导瑶民开展生产生活活动。
瑶族之所以南迁，其原因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有关联的。一是中国历史上在西晋未“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北宋未“靖康之变”，由此而发生了三次“衣冠南渡”，也就是中原士庶避乱南奔，大量豪族大户进入江南，圈占山林和土地，挤占了瑶族生存空间。二是与三次战争有关，一是东晋陶侃剿张昌饥民起义（张昌被杀于通城四庄乡清水塘村）；二是南宋岳飞洞庭湖征杨幺；三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长江流域洞庭湖周边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土地兼并，瑶民自耕自食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战乱不绝，瑶民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空间被破坏，不得不南迁。
瑶族被迫离开“千家峒”这个理想家园，不断地向南迁徙。从东晋未直到明初，先是大规模的从洞庭湖边南迁，南北朝、唐、宋、元时多梯次，小规模迁徙。元未明初时，最后一批药姑山瑶民，唱着“瑶人出世武昌府”的歌谣，奔波到了广西、湖南、广东三省交界的五岭山区烧畲开荒，不断地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明清时瑶族有一部分从岭南迁往东南亚各国边界地带，在越南战争期间又有一小部分瑶族，迁往欧州、美州，由此得到“东方吉普赛人”之称。
瑶族南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繁重的徭役，瑶族历来生存在恶劣的高山地区，“赶牛不过，打马不上”，生存仅够温饱，有原始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所有财产只是自己身上的银饰品，还有“先有瑶，后有朝”之说，瑶族一直把与汉族先王签订过凭照《评皇券谍》作依据，历来“不宾服”，不交税赋。明洪武初年，大量的徭役加在了瑶族人民身上，甚至瑶民植茶，还要“贡交芽茶十六斤”，这对于瑶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明洪武十三年，《大明律》颁布全国，律法、徭役更加严格，在此前后，瑶民已十室九空，瑶族留下的空置地区，在朱元璋的“江西填湖广”号召下，赣民大量进入通城地区，留下“瓦子街”或“瓦宵坝”之来源传说。现今可以证实的是：通城现有住民是80%赣民，包括山越人的后裔和20%的原住民，包括瑶民后裔的组成。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湖南瑶学专家邓有志先生，在宋人马子严撰写的《岳阳甲志》中看到：“龙窖山，在巴陵北，山实峻极，上有雷洞，有石门之洞，山徭居之。自耕自食，自织而衣”的记载，接着又在宋人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中看到：“龙窖山在县（临湘）东南，接鄂州崇阳县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其间居民渭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城，邑亦无贡赋，盖山徭人也。”的记载，他坚信瑶族先民祖居地“千家峒”就在洞庭湖东岸。从此拉开了研究瑶族“千家峒”探索的高潮，从而也揭开了“千家峒”神秘面纱。
龙窖山上所居住的“语言侏离”山徭人，在瑶学专家的眼中，就是我们56个民族中的瑶族。瑶族在历史上有多种称呼“山徭”、“峒蛮”、“莫徭”等等，他们自称为由、尤、勉、棉等等，而明、清朝统治阶级则称他们为“贼”、“蛮贼”、“徭贼”、“山贼”等等。史书上竟把他们长期写成“猺”，对他们极尽污蔑之能事，把他们比喻为山中的“野人”。
现在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北美和欧洲也有一部分。有盘瑶、茶山瑶、山子瑶、坳瑶、花篮摇、白裤瑶、红头瑶等多达20个支系，新中国成立后，瑶族成了他们的统称。
瑶族以其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和文化独特而为世人所瞩目。瑶族是一个山居民族，大部分散居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和密林之中，少部分居住石山或半石山地区，或丘陵、河谷地带。瑶族分布的区域较为广阔，东起广东南雄，西至云南勐腊，南达广西防城，北至湖南辰溪的山区，都是瑶族人民长期活动的地带。五岭、十万大山、都阳山、雪峰山、罗霄山、六韶山、哀牢山等山脉横亘其境，山峦起伏，千溪万涧，纵横交错，形成若干大小不等的山间小冲积平原，瑶人称之为“洞”或“峒”。大多数的瑶族集散在两广与湖南接壤的五岭南北地区的“峒”里面，形成“南岭无山不有瑶”的分布局面。
那么，什么叫瑶族的“千家峒”呢？在瑶民历代相传的故事中，在《盘王大歌》和《千家峒源流记》的歌词中，千家峒是瑶族传说中先民居住过的一个理想家园。据传，约有一千家瑶民居住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曾在这里过着自由自在、与世无争、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由于种种原因，瑶民被迫南迁，甚至飘洋过海到国外。多个世纪以来，300多万海内外瑶胞不昔千辛万苦，踏遍青山，一直都在寻找梦中的千家峒。
2001年10月8日，龙窖山（药姑山）被中国广西瑶学会暨全国48位瑶学专家一致确认为瑶族早期先民的居住地——千家峒。认定意见书认为：龙窖山(药姑山)千家峒能与瑶族传说中的千家峒相印证，是瑶族历史上早期的千家峒。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关于瑶族来源问题，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原居住地在长沙、武陵两郡，即今之湖南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瑶族先民古称“尤人”，“尤”是其自称，也是今瑶族的自称。现有确切的史料证明，瑶族先民是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最北的江夏蛮中亦有一部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其先民主要生活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即鄂南，通城首当其冲住有瑶族先民；5-6世纪时，向北迁；13-17世纪，他们又大量南迁，先进入湖南安化、新化，被称为“梅山蛮”，后又入广东和广西且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区。17世纪，部分瑶族人又从广东、广西分别迁入贵州和云南的南部山区，形成了今天的分布。
那么，瑶族为什么离开了龙窖山，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离开了龙窖山呢？
经过瑶史专家的认真考证，迫使瑶胞离开龙窖山的原因，就是战争和族际冲突。自古以来瑶民“历政不宾服”。在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中，流传着“先有瑶、后有朝”的说法，他们拥有汉族先王发给的《评皇券牒》、上面写着“准令王瑶子孙所居青山冲岭、田园荒坡、刀耕火种山源水口田地”，在“山实峻极”的龙窖山中“耕畲为业”、“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不与华通”，“亦无贡赋”，由刚够栖身的小石屋发展住上吊脚楼，建成规模宏大的青石寨，过上了“宽游过日无愁忆，歌词挂口不成亭”的美好生活。如果没有强大的以致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绝不会自愿离开这理想的桃源生活。
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后“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均平赋役”，制订《大明律》，“严刑重罚，强化统治”。据《明史》记载，洪武六年“颁定大明律”，洪武22年“更定大明律”，洪武24年公元1391年“天下郡县赋役黄册成”。当时的湖南临湘、湖北通城人均近一石粮。而且，龙窖山瑶民精制的茶叶也被看中，被列为贡品，“岁贡芽茶16斤”。既要纳粮，又要贡茶，这对于从未负担过贡赋的瑶民来说肯定是适应不了的。他们持“评皇券牒”论理，但明朝的政策是“均平赋役”，不会对瑶民实行优惠。瑶民不服，朝廷则“严刑重罚，强化统治”。官逼民反。自洪武5年至洪武31年，载入《明史》的“蛮叛”、“讨蛮”、“平蛮”事件就有33起。最后，“蒋大官人发大兵”，瑶民抵抗不过，被逼迫“姊妹齐会商量好，齐齐退下外当行”，“撑船过海”，寻找新的桃源而去。据此，最后一批瑶胞离开龙窖山的时间应该是明朝洪武年间，很可能是1391年前后。
瑶民还有一首歌谣《十二姓瑶人游天下》，唱道：“瑶人出世武昌府，满目春色四处游，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世无忧。”据湖南省瑶史专家考证：歌词中的龙头山就是龙窖山。
查《辞海》载武昌府如下：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治所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辖境相当今湖北洪湖县以东的长江以南，鄂城、咸宁、通城以西地区。明初改为府，辖境扩大至今黄石、阳新、通山、大冶等市、县地。瑶人自唱：“出世武昌府”，这就间接证明瑶族离开龙窖山“千家峒”的时间应为元末明初。
通城地方文化工作者在龙窖山上大风塝一带发现了一个瑶族石神台（案）。石神台（案）长73cm，宽35cm，通高59cm，脚高20cm，平顶中偏后有凹槽，深15cm，疑是立神牌而用。脚底上部有动物脸部雕刻，经专家确证那是两个惟妙惟肖的犬头，这个犬头就是瑶族代表的象征。因为瑶族先民是以犬为图腾的。
这里面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高辛王当朝的时候，皇后娘娘患了耳病，三年后从耳朵里挑出一条蚕子的金虫，耳病随之好了。皇后把这条虫装在瓠离里，用盘子盖着，虫忽然变成一只狗，五色斑烂，毫光闪闪，皇后为龙狗取名叫“盘瓠”。
有一年，房王作乱，高辛王说：“若有人能斩房王的头来进献，愿把公主嫁给他。”一天夜晚，失踪了几天的盘瓠突然衔着房王的头跑了回来。高辛王万分高兴，命人以肉酱犒劳盘瓠。盘瓠只闻了一下便走到屋角里睡下，一睡就是三天。高辛王问盘瓠：“你是不是想娶公主为妻？可是狗不能和人结婚呀。”龙狗顿时口吐人言：“你只要将我放在金钟里面七天七夜，我就可以变成人。”高辛王照他说的做了。到了第六天，多情的公主怕他饿死，悄悄打开金钟一看，盘瓠全身变成了人，只剩一个狗头和小腿还没来得及变，从此再也变不了了。于是盘瓠和戴着狗头帽的公主在皇宫里结了婚。
婚后，盘瓠携妻跑到很远的南山，住在人迹不到的深山岩洞中，生下三子一女，分别是我国瑶、苗、黎族的祖先。
1866年的清同治通城县志卷5载：宋高宗绍兴初，杨幺倡乱，勾诱衡，宝、永、郴山瑶（猺），恣肆虏掠。迨岳忠武平杨幺，而山瑶残孽窜伏大山密箐通城地界相连之龙窖山，尤为窟穴。理宗宝庆间，瑶种渐蕃，遇歉出掠，遂设千户长驻通，元降为百户，至明缺裁。为了寻找瑶族在通城活动的确切证据，通城地方文化工作者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在近期找到了《吴氏宗谱》上的确凿证据，通城吴姓庚陂门廉公房珍藏的《吴氏宗谱》记载了庚陂门通城祖吴六二公和吴六六公为世袭千长，奉南宋皇帝之命，从平江迁通城来治理徭袭。宗谱中记载：按杨幺啸劫湘湖时，诱宝衡永郴徭人为助。迨彪公等从岳飞平么，徭人散窜鄂岳山谷间，既汉人避差徭者，復逃匿其中间出劫掠。有司以吴氏素为徭人慑服，秦世职升（千）长吴六二徙通（为）铃辖。六二卒，因其子庸懦，六六袭宋驭苗徭制千长命官铃辖。汉民战胜瑶民后，勒令瑶民每岁贡：每苗徭丁米二升。该宗谱还载有：至清朝时，龙窑源山粮十六石即古徭丁米是其验矣。即十六石米贡赋是古时征瑶时所遗留，一直未变。
《千家峒歌》里面唱的“三江口”现在是临湘市龙源水库的大坝处，古时候是古微水中的支流，由三条河港交汇，所以叫“三江口”。盛唐时期，千家峒人丁兴旺，他们“爱吃细鱼三江口”，经常到峒外的洞庭湖边活动。唐大历三年，被流寓岳阳的杜甫记录于《岁宴行》一诗：“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诗中所说的“莫徭”就是唐宋时瑶族的始称。
瑶族没有民族文字，靠口头传唱历史的往事，他们在不断的迁徙中迷失了家园。通过世代传唱的《盘王大歌》，瑶民依稀记得“千家峒”才是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千家峒”是怎样一个地方？“日头出早照青山，千家峒口雾纷纷。云雾飞散日当照，牯牛犁田早出门”；“人去担禾屋背晒，日落石岭禾回厅”；“日落白石岭背庄，姊妹齐齐过莲塘。莲塘水面白净朵，手捧莲子四行香……”祖祖辈辈受尽官府打压和欺侮的瑶民在歌中唱出了他们心中理想的“世外桃源”。数百年来，分布在各地的瑶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寻找到祖先失落的家园——千家峒。
马援，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汉族，扶风茂陵人，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为光武帝刘秀的统一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今越南），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孙中山先生在给蔡锷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1999年出版的《湖北通史》有这样的记载：武陵蛮精夫(瑶人大首领)名相单程的于建武23年公元47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抗东汉政权的斗争，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兵万余征蛮，刘尚轻敌入险，全军覆灭。武建24年，相单程下攻临沅，东汉政府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老将马援请行，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从12郡调集4万余人增援，曾停驻下隽。清同治《通城县志》载：“马援征蛮兵屯下隽洪上等处。”《岳阳市军事志》也有记载：“建武25年公元49年，新息侯马援率4万人征讨‘五溪蛮’，屯军下隽（为屯宿要地），筑巴丘阁（在今岳阳楼一带）”。
《后汉书》亦有：“24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将12郡募士及驰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初，军次下隽”。《后汉书》的校注者对下隽的解释是“县名，属长沙国，故城今辰州沅陵县”。这个解释只对了一半，即“县名”、“长沙国”是对的，而“辰州沅陵县”是错误的。下隽县，汉高祖五年置，辖巴陵（含临湘）、通城、崇阳，属长沙国（后为长沙郡），在长江南、洞庭湖东，因隽水得名，历时740年，与洞庭湖西的武陵郡沅陵县相距甚远。马援领4万大军征蛮，若不是途中有战事，是不会停驻下隽，也不会载入史册的。
翻阅《辞海》，下隽治所在今湖北通城西北。通城县城西北30里就是龙窖山麓，到龙窖山脊也只有40里。马援的任务是“征蛮”，他“次下隽”，停驻于龙窖山下，显然是为了派兵进入龙窖山清剿这里的蛮族部落，即千家峒的瑶族先民。
通城县今之马港镇，相传西汉马援将军曾在此驻军，当时河床因山坡塌方，淤塞了大段，山洪爆发，泛滥成灾，马援率领军民疏通此港。人们为了纪念他，后将此段命名为马港至今。据传，古时马港还建有伏波将军庙。
瑶族盘瑶中的个别支系有个“夕九节”， 每到年三十晚，全国城乡在欢度除夕。然而，瑶民的“年三十晚”却在每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日。他们称为“泣九”，意即“夕九”节。每年这天，瑶家的村村寨寨，都杀猪宰羊，添菜置桨；擂响牛皮鼓，穿起民族装，亲朋好友，互访拜年。寨内村外，一派“春节”景象。瑶胞为什么选这一天作为“除夕”呢？相传在很久以前，瑶族同胞也生活在平原地区，他们勤劳开垦，奋勇狩猎，生活过得很和睦。有一年，将近年三十晚的时候，异族统治者侵占了他们的家园，不但抢走了家畜谷物，还要掳劫瑶胞去当奴隶。眼看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全体瑶胞奋起反抗，浴血奋战了很久。由于寡不敌众，他们采取了战略性退却。妇幼在前、青壮年在后，且战且走，向荒无人烟的深山进发。断后的青壮年，杀退了追兵。开路的老年人，被荆斩棘。—路上又战胜了毒蛇猛兽，终于通过了“暗洞”到“亮洞”，来到了他们目前生活的地方，当他们安营扎寨之后，才想起今年还没有过年，于是就完全按照“除夕”的格式，既庆祝反抗异族侵略的胜利，也庆祝瑶家新生活的开始。后改为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因此叫“夕九”节，相沿至今，每到这一天，广大瑶胞都欢庆“夕九”节。
通城龙窖山上也有几个自然村流传着一种提前过年的习俗，与瑶族“夕九”节一模一样。古塘、朱楼坡沈姓，箭竿山刘姓、胡姓、佘姓，龙源潘姓、周姓等都提前一天过年。忌食狗肉，父母不送出嫁女，新娘傍晚进门，做舂墙屋，住吊脚楼，用大王桶做厕所等等。这些习俗与瑶民基本相同。瑶民虽然已迁走几百年，但躲过兵祸，留下改名换姓的少部分瑶民已将习俗部分传承汉人了。
张昌，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出身于汉化了的蛮族。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年轻时曾为河南平氏县吏。
1979年版《辞海》还载有：“西晋太康二年公元303年义阳蛮族张昌起义，为陶侃所败，进入此县（下隽）山中，次年被害”。《湖北通史》介绍，张昌是一个出身蛮族的县吏。因新野王、镇南大将军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张昌领导起义，旬月之内，众至三万，“荆、江、涂、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南蛮刺史陶侃打败张昌义军，张昌逃至下隽山，次年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被俘处死。这个“蛮族张昌”，避险和遇害的地方是下隽县山中，当时的下隽辖崇阳、通城、临湘等地。
1985年版《通城县志》《战事》篇载，张昌战败于清水：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义阳（今新野县南）人张昌，在安陆石岩山聚众起义。先后夺得荆、江、涂、扬、豫五州，并设牧治事。惠帝派遣镇南将军刘弘讨伐。张昌在竟陵（今天门县）战败，率部分义军逃至下隽。八月，刘弘遣陶侃追击。张昌再败，被杀于本县清水塘。
张昌为何选择逃难下隽，值得推敲，是否因张昌和瑶族先民都属蛮夷之人，有意而入下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下隽县山地为瑶族先民所居，龙窖山更甚，有待考证。
另据清乾隆《崇阳县志》载：“摩旗峰，西55里，龙窖山支，相传有红花太子结垒山上，被困而死，其墓曰红花坛。”又“摩旗峰故垒，相传巨寇称红花太子，疑即晋太安中草寇张昌之党。按史，张昌以邱沈为主，改姓名为刘尼，其众皆以绛科头，攒之以毛。及败，昌与沈窜下隽山，昌所据为槐头砦，则此垒必邱沈所据，红花太子当是沈子，绛头攒毛，故曰红花也。”
张昌是义军首领，有三万兵力，有“据五州”的力量，被害时他的队伍已经扎根龙窖山一年之久，不可能全部被消灭，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千家峒的居民。
由此可知，龙窖山千家峒的形成，应在东汉及以前，西晋时期加入了张昌的力量，有200平方公里的深山密林，有三关九锁的幽闭环境，自耕而食，自织而衣，既以耕畲为业，又狩猎捕鱼射雁，生活安定，“六月好过冬无冷”、“一年耕种吃三春”、“姊妹宽游年过年”（《千家峒歌》），不需要“吃过一山又他徙”，长期过着安定的生活，龙窖山成为最理想的家园。
“张打铁，李打铁，打到张家门前落大雪，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打夜铁，打把刀子锋锋快，割落老婆九垛菜……”在通城民间，这首关于拍打舞的典型性歌词已流传了数百年。还有“干完活，歇歇火，拍拍打打呀咿子哟。我拍你，你拍我，拍走辛苦就快活。拍拍打打真高兴，叫声伙计涨点劲。涨劲拍得事事顺，今天走个桃花运……”这些朗朗上口的拍打劳动歌。
据了解，拍打舞是鄂南民俗中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由民间男女老少擅长的“拍打游戏”而来，流行于咸宁市通城、崇阳等地。它源自青年男女在劳作憩息之时，互相拍打对方身体的不同部位，逗趣取乐，并伴有风趣的戏谑、科诨，给人以轻松与愉悦。
从《拍打歌舞》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来看，应该属于最原始、最古老的歌舞形式，而且几乎完全是原生态的，与很多少数民族的原始动作性歌舞接近，经有关专家考证，拟与瑶族赶场歌舞有传承关系。
瑶族每逢赶场天，瑶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当看到中意的小伙子时，就会勇敢地上前突然捏住对方的手，然后，将他身上的腰带抢走。这时，如果小伙子若无其事，说明他不中意对方。姑娘只好托人把腰带还给小伙子。如果小伙子也看中这姑娘，就会尾随姑娘找个僻静的地方热情地交谈。之后，姑娘会精心做一条漂亮的腰带，在下次约会时送给小伙。双方交换了信物之后，就可以将心中的喜事告诉父母了。赶场时，当夜幕降临，男女瑶族青年坐在篝火旁，先相互对歌，然后通宵达旦跳舞，至天明方休散去。
瑶族先民在药姑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垒石文化工程，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据我们初步测算，药姑山上有垒石梯地5000多亩，垒石屋场186个，垒石墓葬36处25000多座，垒石沟渠20公里长，垒石石级小道40公里长，垒石神台、神庙276座，垒石水井1300多个。这些垒石文化遗存，漫山遍野，一望无际，整齐壮观，堪称奇迹。
瑶族从药姑山“千家峒”南迁后，留下了以“垒石文化”为主流的大量瑶文化遗存。现在药姑山上高山有石屋，山腰有石村，山冲有石寨，山涧有石桥，大量的石墓葬、石神庙、石祭祀台、石井、石雕、石器、垒石梯地、垒石沟渠传承了大量的瑶族非物质和物质文化精髓。其中还包括通城方言和风俗，这些高度浓缩的瑶文化与通城吴楚文化的内涵对接，形成了通城独有的瑶汉文化结晶。
通城瑶学文化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进行瑶族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经过数年的调查研究，我们查证了有关涉瑶内容的史志、族谱共12件；找出了药姑山上瑶族的重要地理位置3处和瑶族遗存的垒石遗迹126处；收集了瑶族先民遗留下来的祭祀和生产生活用具268件；整理了流传在药姑山上的方言土语311句、收录了与谣语相关联的重要字词句30多个；采录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51篇，记录了瑶族歌谣236首。现在大量瑶族遗址比较完整地保存在药姑山上，这是瑶族在药姑山活动的最强有力的铁证；另外通城同治县志与通城吴姓《吴氏宗谱》有相衔接的证据链，史志和族谱中详尽记述了汉瑶在南宋理宗宝庆年间发生冲突的经过，从而能充分证明瑶族于宋、元时代在通城的活动依据。我们还发现药姑山上两个特殊的地名，一个叫烂船坡是瑶族先民南迁过洞庭湖造船的地方，一个叫别离埂或别泪埂，证实是瑶民离开“千家峒”时告别的屋场。
这些有力的证据对推动瑶学文化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为更高层次的瑶学文化论证，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我坚信，通城古瑶文化的研究，必将揭开整个鄂南历史文化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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